云南木府风云激荡的过往是纳西族的民族史诗与土司制度的兴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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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府风云》讲述的是明代云南地区纳西族土司木氏统治时期，木府内部围绕着权力斗争所引发的恩恩怨怨，而其中又掺杂了男女之间的私人感情以及大背景下个人的选择。

　　《木府风云》所选取的角度相当有高度，它不同于往常的宫斗戏以及围绕着男欢女爱进行的家族斗争作品，而是站在历史的大背景之下描绘了明朝云南地区木氏家族波澜壮阔的兴衰历程。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个体价值的判断标准也不似一般的影视作品那样呆板，而是将评价权交给观众，让观众去自我体悟当事人内心的挣扎与矛盾，而后在更为深远的层次去评判剧中的每一个人。

　　毫不夸张地说，《木府风云》是属于云南地区纳西族木氏家族《红楼梦》，是描绘纳西族历史、文化等方方面面的一首史诗，更是在爱恨情仇与家族内部斗争交织下，反映出的一部土司制度兴衰史。

　　木府在历史上真实存在，并且自明朝初年至雍正年间延续了将近四个世纪，在这长达400年的时间里，木府内部不仅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权力纷争，木府这一个整体在大环境的激荡之下，也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位置。木府的历史兼顾着云南纳西族的历史，它也兼顾着明初至清雍正年间存在的土司制度的兴衰史。透过木府内外的风云巨变，我们得以窥探纳西族那一段民族的记忆，也得以审视延续了400年的土司制度。

　　木府是丽江木氏土司衙门的民间俗称，木氏家族历经元、明、清三朝共22代，统治整个丽江470年之久，云南丽江地区纳西族群众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木府统治下的四百余年，是云南纳西族波澜壮阔的民族史诗，木府对纳西族的宗教、文化、建筑、音乐、服饰乃至以及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者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而又瑰丽华美的丽江纳西族风情。

　　木府内部虽然存在着因围绕着嫡长子继承制而产生的权力斗争，但木府成员始终都是以整个丽江以及整个朝廷的利益为核心，正因为如此，丽江纳西族在木府统治时期呈现了稳定繁荣的局面，而木府也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融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木氏祖先麦良在元朝就被封为了从二品的“茶罕章宣慰司”，而后又因为军功被提拔为了“提调诸路统军司”，此后木氏家族便逐渐开始在云南丽江崛起。

　　但是直到明朝初年，云南纳西族人都没有汉文姓氏，直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率领蓝玉、沐英等人平定云南之后，丽江第一代土司木得前往南京觐见朱元璋才获赐姓“木”。

　　至此以后木氏家族作为丽江地区纳西族首领归顺了大明，成为了代明朝中央政府管辖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负责人。木氏家族在明朝达到了鼎盛，十四位土司中有十二位进京朝见皇帝，且进贡物产多达十九次。

　　正是在这种大一统的思想下，云南丽江地区纳西族的诸多文化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并且逐渐与中原文化有了融合。在木氏土司的诸多建筑的门楣之上，都高高地悬挂着“诚心报国”、“崇德”这样有着明显儒家文化意味的牌匾。

　　而丽江地区的人们也逐渐开始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木府以力量干预的等级之分和尊卑之别，使得纳西族人逐渐接受了儒家构建的社会秩序。木府的统治者们还极为注重文化教育，他们不仅修建了大量的藏书阁以及教育机构，还在家族内部开设私塾教育子孙，西南诸多土司中木府以“知诗书好礼守义”著称。

　　《木府风云》这部以木氏家族内部斗争为主线的影视剧完美地再现了纳西族的文化，同时也书写了纳西族人在云南丽江木氏土司带领下走向昌盛的民族史诗。从白雪皑皑的玉龙雪山到鳞次栉比的丽江古城，无处不体现出了别样的民族风情，也充分展示了民族融合的成果。

　　木府宅邸的建筑风格有着明显的中原风格，“北有故宫，南有木府”可以说明其建筑风格之宏伟壮观。但是在中原风格之外，木氏宅邸又有着相当明显的纳西族以及白族风格，无论是屋檐、外墙上各式各样的装饰还是内部放置的手工艺品，都充分地体现了纳西地区融合多元文化的精神。

　　而丽江古城更是有着江南水乡的情致，无数条大大小小的青石板路以及不可计数的水流，遍布了纳西族的村村寨寨。而古城中的民居又有着中原北方四合院的特色，灰瓦白墙的四合院与小桥流水的古城布局，使得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都称赞“民房群落，瓦屋栉比”。

　　在宗教文化方面纳西族更是与中原进行了融合，元《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么些蛮》记载：“么些蛮不事”，他们信奉的是当地的土著宗教东巴教。但明朝的吴大勋在他的《滇南闻见录》记载了当时佛教在丽江的兴盛：“崇信佛教，所有营建寺庙极华丽，有藏经楼藏经”，明朝中叶道教也同样受到了极大的推崇，各色的道观出现在了丽江大大小小的村寨。

　　以儒家规范和中原特色建造的官署衙门和佛教、道教以及本土东巴教场所和谐地在纳西族地区并存，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多元而华美的丽江。而纳西东巴族的音乐也受到了汉、藏、白、蒙等民族的影响，并且逐渐走向了融合。纳西族代表歌舞乐《白沙细乐》在器乐上由单一的纳西族乐器筚篥、博波等变化成为了融合了琵琶、胡琴等多民族乐器交汇的乐章。

　　除此之外，纳西族地区的服饰、语言、饮食等也都与中原以及其他民族交流，在保留自身特色的基础上互相交汇融合。可以说，木府统治的四百多年对纳西族产生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是一部纳西族波澜壮阔的民族史，更是一部多民族交流融合的统一史。

　　云南丽江地区的木氏土司只是横贯整个大明的土司制度的一个缩影，透过木氏家族对丽江纳西族地区四百余年的管控，尤其是明朝木氏家族的鼎盛时期，我们可以窥探出中央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治理方针的变迁。

　　土司制度是我国元、明、清三朝对民族地区治理的一种特殊制度，这一种既维护统一又注重差别的理念，对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礼记》中早就有关于“五方之民”的记载，即中原王朝华夏之外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并且早就明白了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的道理。

　　为此自秦朝至唐宋期间，所有的封建王朝都对这些地区采取了“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治理方针，也就是在现行的中央王朝统治区域的制度下，专门设置了一套针对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制度，这种制度就是“羁縻制度”。

　　每一个朝代在“羁縻制度”的细节与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是其核心理念一直都是“怀柔远人，因俗而治”。早在秦代就对降服的“西南夷”实行了“羁縻制度”，对这些部落的首领给予“王侯”的封赏，并且准许他们在自己的区域内有绝对的自治权，但重要的条件就是承认中央。

　　而唐朝时期的“羁縻制度”更是发展到了顶峰，羁縻府州的设置数量达到了800之多，并且给予了相当优厚的经济与上的待遇。但是宋朝以后“羁縻制度”的弱点显现了出来，尤其是宋朝的军事力量较之其他的王朝薄弱，而“松散的统治制度以及宽松的治理政策”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山高皇帝远”的叛乱现象。

　　尤其是在宋王朝衰落时期，诸多羁縻州县的首领都发生叛乱的情况，而且相当频繁。自宋朝以后的三朝吸取了羁縻州治理的经验，但是宋朝的教训也使得他们在“羁縻制度”上加强了管理，为此“土司制度”便应运而生。

　　尤其是明朝建立以后，土司制度逐渐完善且严格了起来，在土司的设立、承袭的审批、缴纳的赋税、奉调和出征等方面都做了规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中央对边远地区的管控。云南木府便是土司制度下的一个重要缩影，它的存在对于纳西族地区和明朝的中央都有着相当大的意义。

　　木府土司治理下的云南丽江地区不可能再出现宋朝时期地方豪强与羁縻州首领对抗的局面，而明朝政府也不需要向唐朝那样优待甚至是补贴羁縻州县，相反，大大小小的土司都要承担一定的经济和义务，这是土司制度较之羁縻制度最大的进步。

　　和任何事物一样，长期盘踞在云南丽江地区的木府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亡，在清雍正、乾隆之后，针对边远地区的“归土改流”制度开始实行，这意味着存在了数百年的土司制度将走向终结。事实上在明清时期就早已出现了“流官化”的趋势，但真正意义上轰轰烈烈的归土改流运动还是在清雍正、乾隆两朝进行的。

　　明朝后期随着中央王朝对土司管控的加强，开始派遣流官到土司地区任职，并且通过不断剥夺地方土司的世袭权，以流官来取代地方上的土司。在明朝末期以及清朝初期，流土共治实际上是边远地区的新面貌，土司制度逐渐名存实亡。

　　清朝雍正年间的“归土改流”是有现实原因的，那就是清王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不断推行的“内地化”，这彻底结束了湘黔地区长期游离于中央管控之外的现状。“归土改流”打破了明朝后期以来“流土共治”的局面，流官彻彻底底地代替了地方上的土司。

　　为了能够彻彻底底地落实这一项制度，清雍正皇帝制定了一系列的针对流官的选拔、考核以及管理措施，这些措施极大地推进了这一项运动的历程。“政莫先于用人，官惟贵乎称职”，以湘黔以及西南苗疆地区为代表的土司地区被彻底地划入了中央的行政体系，官吏的选拔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清政府特意仿照内地的“缺官制度”制定了“边缺制度”以解决“廷臣应推者皆畏避”的难题。《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了雍正、乾隆等皇帝对于出任边疆流官的优待，只要在地方上任满三年或五年且稍有政绩即可保证升迁，并且可以调回内地担任地方上的要职。

　　“苗疆非内地可比，地方官平时不能尽心抚绥，乃纵容胥役，入伊境内，倚势欺凌，发觉之后，即参处治罪”。

　　在传承了22代土司之后，云南纳西族地区的木氏土司也走上了末日黄昏，随着归土改流运动的不断强化，统治了400多年的木氏家族在雍正元年退出了历史舞台。木府的衰亡是历史的必然，但在其存在的400多年间，见证了中原王朝的更迭与兴衰，同时也见证了丽江纳西族地区一步一步地与其他民族走向融合。更为重要的是，云南木府在这些激荡的岁月中始终以维护统一以及维护纳西族利益为核心，给丽江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创造了历史条件，它是注定被史册铭记的存在。

　　时至今日走在丽江古城的青石板上，仍旧能够看到当年留下的历史遗迹，那些融合了纳西族与中原特色的民居，那一座西南边陲之上的江南古城，就这样静静地站立于玉龙雪山之侧，向我们讲述着那一段过往。云南木府400余年风云激荡的兴衰过往，是纳西人的民族记忆，是他们谱写的一首波澜壮阔的民族史诗。

　　同时，它也是从“土司制度”走向“归土改流”的历史画卷，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见证者。400余年的沧桑演变铸就了这样一座历史的丰碑，在留给我们那一座宏伟建筑的同时，也留下了宝贵的历史与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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