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粤派评论｜从“写出来”到“走出去”：大湾区文学背后是世界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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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创作成果日渐丰硕，屡有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出版，许多作家也走出去，频频与国外文学界交流。

　　诗人、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杨克，诗人、《作品》杂志副总编辑郑小琼，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访问学者龙扬志，作家、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威廉，以及美籍华裔作家刘荒田，作家、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高级讲师苏炜，以线上线下的方式相聚羊城派直播间，畅谈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创作与海外传播——

　　杨克：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是很明确的。前几年我在中国作协组织的一次活动中写了两首诗，《听见花开》写大湾区11个城市的市花，而在《大湾区的天空》里说大湾区的飞机场很多，所以大湾区的天空是最繁忙的天空。

　　在没有提出这个概念之前，1993年我就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一组诗《在商品中散步》，开始了城市化、商业化的写作。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香港的一个电视台来给我拍一个节目，主要就是以我的两首诗《天河城广场》《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为背景。

　　为什么我会写《天河城广场》？因为广州的天河城是一个商场，是全中国第一个把商场叫作“广场”的地方。《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是2001年写的，为什么写这首诗歌呢？东莞原来是农业文明发达的地方，有水稻、甘蔗，有很多河涌，但它变成了世界的制造业基地，现在在这个地方就很难遇到稻田了。

　　这两首诗传播很广，2002年日本东京大学就为我开过一个研讨会，20多个日本的大学教授，只研讨一首诗，就是《天河城广场》，他们从经济学的角度研讨，认为这意味着诗歌题材的裂变，写出了中国在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商业文明这种进程中的一种变化。

　　杨克：第一是运气。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诗卫·艾诗乐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书，他当时就翻译了我三十几首诗，他翻译得比较准，因为每首诗都是经过和我当面谈后翻译的。当然，我写的是大湾区诗歌，但也是中国的诗歌。

　　以前的人可能他一辈子就生活在一种文明背景下，比如农业文明，而我们生活在四种文明背景下，我们同时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商业文明，还有现在的信息时代，我个人的写作主要就是呈现了我们在当代这种急剧变化时代的变化，所以我个人觉得我的作品被翻译主要与此有关，得益于我们国家40年来的变化。

　　刘荒田：我现在生活的地方也是湾区，叫旧金山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是我的生长之地——出生于台山，后来出国在旧金山湾区生活了大半辈子，晚年退休之后也长期定居在佛山，这“三山”就是我一辈子的。从青年到现在，基本没停止过中文写作。

　　写作第一个功能就是沟通，让人互相了解彼此是怎样生活、怎样思想的，而人性基本是一样的，不管是哪一个湾区，文学都会有各自的特色，作家都需要有一种内在的自觉追求。

　　龙扬志：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共同的地域文化传统，因近海之便形成了与传统农耕文化不同的海洋文化，在参与世界经济、文化的过程中展示出积极进取的探索精神，近代以来产生了很多思想、文化精英。

　　比如，郑观应在澳门完成的《盛世危言》，提出了不少前瞻性的见解。改革开放40多年来珠三角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深圳、东莞、佛山、中山、江门等城市涌现了一大批制造业，无数外来者在这里书写有关生存与创业的故事。

　　大湾区这个文学、审美、想象的空间里产生了新的人群、新的经验、新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一些不被辨识的、无名的经验成为被书写的对象。大湾区文学理应强调对未来的关注，顺应文学主题由乡村向城市转移的历史趋势，既书写一代人在这里的理想追求，也抒发寻梦者的悲欢离合，呈现大湾区文学的现代性特质。

　　羊城晚报：大湾区文学的特点之一是接地气，您的诗歌写作之路就是从珠三角的工厂开始的，请谈谈当时的情况？

　　郑小琼：当时，我毕业后在家里没工作，有很多朋友在这边打工，在我最迷茫的时候他们介绍我来广东，第一站是东莞，所以我的写作是从东莞开始的。

　　应该说，东莞带给了我很多困惑，但也带给了我很大的幸运。因为有很多话要说，然后就找到了阅读、写作。大湾区对于一个在外来打工者，有很多机遇，我也是抓住了这个机遇，成长起来。

　　郑小琼：这是现在的追溯，但我在写作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界限分明的，当时就在那个环境里面，写的就是自然而然的身边的环境，身边的生活，所以它是一种自然生长。

　　郑小琼：开始的时候，关于乡愁的抒发可能多一点，后来就写自己在工厂的生活，再后来离开工厂，主要是写自己。比如，我多次登白云山，就写了很多关于白云山的诗，我觉得也是对这种城市的一个致敬。到编辑部工作以后，耳濡目染，写作体裁也从写诗跨界到写小说。当然，诗歌还要继续写，诗歌永远是我的主业。

　　羊城晚报：您来自陕西，作为一个很“北方”的作家，觉得什么是湾区文学？一定要写湾区才叫湾区文学吗？

　　王威廉：一个写作者跟他生存的环境是息息相关的，我这些年的写作也是一直在变化。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前年出版了一个科幻色彩的小说集《野未来》，小说里实际上是跟我们生活的湾区关系非常密切，有较浓的岭南特色。

　　广州、深圳是两个距离特别近的大都市，当我在两个城市之间穿梭的时候，生理性的震撼特别大，所以我专门写了一个小说《城市海蜇》。

　　但我不想把它当作描摹的对象，我所观察到的广州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广州，它是生机勃勃的，鱼龙混杂的，我不急着去全景式地把握广州的城市形象，更多的是一点一点地去反思我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

　　在小说《父亲的报复》里，我描写了这种状态，是一个广州的故事。所以，在大湾区写作，其实获得的是一种恢宏的视角。我在广州居住的时间差不多有23年了，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大湾区文化的影响深深地印在我的写作里面。

　　羊城晚报：您是从本科、硕士一直读到博士，很多时间在校园里，对大湾区这样的题材是怎样去获得生验的？

　　王威廉：中国作家要不断地跟这个世界发生“摩擦”，要有灵感的收集。我写小说《你的目光》的时候，就是去深圳的一条街道开会，跟当地人聊天，他说当地生产了全球六七成的眼镜，让我觉得特别惊讶。眼镜本身也是一种隐喻，它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然后又了解到眼镜设计师的职业，有迪拜富豪来订制价格高昂的眼镜。所以《你的目光》里的写作完全是打开了一种大湾区的视野，我觉得大湾区的视野的背后实际上是世界的眼光。

　　华为的总部在深圳，微信的总部在广州，大湾区也是科技应用最前沿最发达的地区。以前郑小琼在珠三角打工的时代，工厂里都是流水线手工作业。现在工厂里都是机器人了，但也许我们又有了新的焦虑。

　　这是一种带有某种新的普遍性的城市经验，对于整个中国的未来来说，可能它都提供了一些不确定的东西，构成一种新的城市美学。

　　杨克：我必须强调一点，以前当我们谈论广东文学的时候，好像是一种地方的文学，而且渴望获得北方的承认。但我们说写大湾区，写的是中国的文学，写的是世界的文学，它是当代人类的经验，它不仅仅是湾区，我也一直是用这样的眼光来写作的。

　　刘荒田：到现在为止，在美国的中国人的主体还是广东人，很多华人作家也是广东籍的，他们的创作里也有很多反映了广东的情形。比如，我比较熟悉的苏炜就是一个，他的作品里体现了东西方融合性的特点。

　　苏炜：在耶鲁大学我就是个中文老师，包括中国现当代小说选读、华裔班，还有书法课，都是耶鲁的高级中文课。5月是美国的亚洲太平洋文化月，所以半年以前耶鲁大学东亚中心就找我商量，说要做点跟中国有关的事情。

　　30年前，我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当年的华工以台山、开平、中山这三个地方的人为主，参与修建美国的太平洋铁路，这段华工的重要贡献以前在美国的历史上是被抹掉的，我很震撼，后来我到哈佛燕京图书馆、纽约的华人博物馆找了很多材料，当时就写了一个舞台剧。

　　最近，加州导演周敏还做了一个叫《回家》的短纪录片，也是记录当年华工的牺牲情况。这在5月亚太文化月中变成耶鲁大学一个很重要的活动，我们在五一那天，会在一个大阶梯的课室作展演，安排放映和讨论两个半小时。

　　当年近两万华工基本都是广东人，所以这个《铁汉金钉》清唱剧本身用了很多广东的元素，比如说里面的苦力号子，都是用广东话喊唱的，还有粤语童谣《月光光》贯穿了整个清唱剧，当时演出效果很好，很多华洋观众都是流着眼泪看完的。

　　苏炜：我就是一个道地的广州仔，平时跟广东华人交流都是讲广东线年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创作出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渡口，又一个早晨》，写的就是珠三角的渡口，还有两三部小说都是以广东话为根基的表达。

　　羊城晚报：近些年来，不少大湾区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出版，也有很多作家频频到国外参加文学交流活动，搭乘火车奔驰在法兰西的原野上，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郑小琼：这几年我在法国、美国、澳大利亚、荷兰、意大利等地都被翻译出版了一些诗集，有些人觉得我为什么这几年突然一下子在国外出版了这么多，认为我有神秘的“配方”。其实，它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我想到了古代诗人寒山，为什么他在美国非常有影响？主要原因是美国对东亚文化认识早期，有一些介绍了寒山的人，这就是偶然性。但前提是你必须写得好，这是必然性。

　　比如，我很早的时候写博客、微博，有一天看博客留言，说他是德国的翻译家，想把我的诗译到德国去，还邀请我到那边去交流……慢慢地，我的诗集就有德译本。后来，德国柏林就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诗歌节，再后来又在汉堡等一些城市举办了很多朗诵会。

　　郑小琼：我觉得可能现在外国人都比较想了解中国，而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写的刚好也是当下中国的经验。

　　杨克：外国人选择中国作家作品的时候，也有一个辨识度问题，郑小琼的诗歌写作的辨识度是很高的，她的写作里有一种中国的底层写作和女性写作的特点。当然，作品的质量是第一的。

　　羊城晚报：王威廉老师参与了广东省作协组织的作家大规模外译的活动的组织。当时选择作家作品按照什么样的标准？

　　先是俄文，后来又推出了匈牙利文、意大利文、英文，我们肯定是力争想把广东最好的作家作品译介到全世界，遴选的过程是很严格的，一个是要获得至少省级大奖的作品，然后还有发表的刊物都是级别很高的国家级刊物，尤其是要结合一些湾区的特色。

　　杨克：之前这个活动我一直都有参与。因为是作协在组织，所以是出翻译合集。但国外出版社喜欢出单个作家的文集，小说、诗歌、散文都好。而且他们说，合集如果涉及移民、打工，或者粤菜、粤剧，海外的读者会更感兴趣。

　　王威廉：仅就小说而言，他们更喜欢现代主义的，然后有一点科幻色彩，因为现实主义的作品可能与中国的地方经验太接近，他们不是特别理解。据相关研究者说，刘慈欣的科幻作品现在是中国作家在国外卖得最好的。科幻成了一个普遍性的话题。

　　羊城晚报：湾区文学的底子主要是岭南文学、广东文学，据您观察，这在海外广东作家中有何体现？“走出去”怎么落实？

　　龙扬志：确实，湾区文学的底子是岭南文学，港澳文学走过殖民历史、跨越世纪末回归而进入特区时代，可以共同分享的历史文化记忆和现代经验非常多。在“走出去”之前，大湾区内部还可以开展更多的交流，相对于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文化区中的互动更易见成效。

　　“走出去”本质上是一个交流与传播的问题。海外华人一直是语言翻译、文化转译的重要桥梁，只要写出好作品，自然不用担心“走出去”的问题。

　　具体到文学的翻译，这不是一种强制性的需要，跟个人趣味、意识、感受密切相关，而且个别作家、诗人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不代表这个地区的文学就“走出去”了，必须创造机会让更多人参与世界文学的对话。(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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