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丽江放牛娃到全国政协他为抢救民间文化穷尽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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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留日学生圈里盛传着这样一段令人闻之热血沸腾的故事：有一名国家公派留学青年，穿着一身庄重而挺拔的中山装，在人头攒动的日本街头，用日语将一群前来挑衅的日本人怒斥一番，而后潇洒地披上风衣、甩上车门扬长而去，徒留众人在原地叹服于他的一身风骨。
从丽江纳西族放牛娃到全国政协，他身上既流淌着那个时代的学者所特有的浓厚家国情怀，又充斥着些许传奇的意味。
1957年出生在丽江一个贫苦家庭，1987年赴日留学，2001年调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2006年调任中国文联；2009年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期间大力推动云南申请世界遗产的保护工作；2011年调中国作家协会担任专职。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长，丽江市委市政府顾问，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全国2800多个县，他调研了2000多个；在担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期间，他的足迹踏遍了云南129个县区、100多个社区村落......
白庚胜用一股放牛娃的“牛劲儿”，实现了人生“四级跳”，也为中国民间文化这一“宝藏”奔走了大半生。
七岁那年，久病的父亲离世，小小年纪的白庚胜不得不帮着母亲扛起养家的重担，上山砍柴，烧火做饭，喂猪放牛，这些事情填满了他的时间也耗尽了他的力气，但这贫苦而艰难的生活困境，并没有消磨掉他对读书的那份热忱。
为了读书，白庚胜每天到山上砍松脂，晒干后存起来，等到天黑了就点着几块干松脂，借助这微弱的亮光抓紧时间读着从别处借来的书，因为第二天还要把书还给人家。
飘忽不定的火苗，被烧着的眉毛，还有屋外此起彼伏的蝉鸣与蛙声，组为了他记忆中最美好且时常令他眷恋的童年，而正是那些阅览群书的时光，奠定了他之后深厚的文学基础。
1974年，17岁的白庚胜从丽江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之后，成为了白沙镇文海中学的一名数理化老师。三年后，丽江政府想要办一所新的中学，新学校需要一名普通话说得标准的青年教师来带语文学科。因为在丽江，少数民族说普通话普遍都带着一股浓重的口音，所以县里面就打算派个年轻人到北京把普通话给学好，学规范。
在中央民族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白庚胜做好了回丽江当语文老师的准备。彼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文简称社科院）刚从中国科学院独立出来，并在社科院新成立的文学所里又分离出来一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这个刚成立的研究所，亟需一批既懂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又懂汉语的研究员，于是就到中央民族大学来挑选合适的人才。白庚胜与一名蒙古族同学，被选中进入研究所，一起留在了北京。
在这个刚刚成立的研究所里，所长是新中国民间文艺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贾芝，是王平凡，白庚胜是所里的第一个研究员，没有导师，没有课题，没有经费，也没有食堂和宿舍，前前后后搬了9次家。
研究所几十年的发展历历在目，从最初的三四个人，到如今来自30个民族的近50名工作人员，白庚胜不仅见证了这里的辛酸，更见证了它的蓬勃。
初到研究所的白庚胜，知识结构有很多欠缺。当时所里的研究任务比较少，他就跑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还有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去旁听，“中央民族大学王福翰老师的课，我一节都没落下”。而他当时的工资，除了维持基本生活，剩下的全部用来买了书。打听到哪里有报告会和讲座，他都会蹬着自行车跑去听。
1983年，白庚胜在听了北京大学段宝林老师的课之后，突然有股冲动想考他的硕士研究生。刚好那一年段宝林要招两名研究生，白庚胜果断报考。但是，当时北京大学有一条规定，只要为本校的体育和文艺做出过重大贡献者都可以免考读硕士，所以他最后招了两个打排球的运动员。这件事对白庚胜的打击特别大，自此，他就下决心，将来的学术成就一定要比硕士和博士强。
“我还记得，那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6本初级日语，湖南周洋辉编的中级日语，还有加拿大和美国编的基本日语，总共是12本书，我全部背下来了。”
1986年，中国社科院有个出国留学的名额。32人参加考试，白庚胜苦下功夫，足足熟背了12本日语教材，考中了这个唯一公派名额。到大连外国语学院强化了半年的口语和听力后，1987年11月他正式去了日本大阪大学留学。
1988年2月14日，是白庚胜的生日，几位日本朋友邀请他去饭店聚餐。因为当时部分日本民众对中国还抱着一种不友好的态度，所以出国留学前许多人建议留日学生不要在公开场合穿中山装。但是白庚胜心里想的却是，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凭什么要害怕日本人，于是他就以一身庄重而挺拔的中山装去赴宴。
没想到正是这一举动，让白庚胜遭受了一个日本人的恶意挑衅，甚至还跑到他们餐桌旁的痰盂里来吐口水，于是他怒砸一拳桌子之后愤然起身，用日语将那个无礼的人怒斥一番，直叫对方哑口无言，而后潇洒地披上风衣、甩上车门扬长而去。
这件事情让白庚胜深切体会到学成之后必须回去建设国家，而让他坚定信念归国深耕中国民间文学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有一次，日本的老师给了白庚胜一张票，让他去日本奈良看唐乐演奏。令他颇为震惊的是，这种从中国传过去的音乐，却吸引了众多日本民众，挤在寺院里聆听几位日本老人演奏。
“中国各民族的音乐文化非常丰富，可是却没有人来进行大规模的抢救保护，也没有进行传承，更没有针对性地对下一代进行教育。而这种音乐文化却在邻国日本得到重视，甚至被普通民众所追捧，这是为什么呢？”白庚胜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就如同他在日本很多博物馆中看到存放着许多来自中国民间的文物展品，除了那些被偷被抢而去的，有些还是从中国购买的。“人民为何对古老的文化会如此冷漠呢？”白庚胜对此非常不解。
于是，白庚胜开始从日本对民间文化的关注入手，寻找关于日本精神动力的所在，而它又如何对日本现代化起了什么支撑作用。
白庚胜发现，日本政府、社会团体会在传统节日给予各村落和有民俗特色的地方一定资金，开展相关的民俗表演，那场面可谓是万人空巷，这些民间文化彻底地激活了整个民族的社会活力。
“我是一名党员，又是国家公费让我到日本留学的，我来日本不是为了做日本人，在这里发家致富更不是我的目的，国家急需人才，我要回去建设自己的祖国！”
别人出国买电冰箱、买电视，他回国时却买了整整6大箱的书。过海关时，工作人员一本一本一页一页地翻，检查有没有“精神污染”的内容，整整查了三个小时，查到天都黑了。
回国以后，白庚胜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回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攻读了中国民族语言文学泰斗马学良先生的民族民间文学调查研究在职研究生。
因为学术性格的原因，白庚胜在获奖或者发表论文之后，都不会告诉别人。有一次，80多岁高龄的马学良把他喊去家里吃饭，拿出两篇稿子问白庚胜，这是不是他写的，他说是。马学良听到他的回答之后就告诉他，不用读研究生了，直接来读博士，攻读语言文化学。此后三年，白庚胜便一边在家里带孩子，一边当着研究室的主任搞研究，还要一边攻读博士。
当时，中国社科院、国家教委和中国科学院三个单位，跟日本每年有一个论文博士的合作。1992年，白庚胜参加了考试，考取日本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变成了中国和日本两个博士同时在读。从此，白庚胜在日本筑波大学跟着宫田登先生学民俗学，一步一步陷在人文科学里不可自拔，并于1997年获文学博士学位。
在日本留学期间，校方曾多次向白庚胜发出了高薪留校邀请，他坦诚回答，“归国是我不二的选择”，于是，在日本获得双博士学位后，白庚胜于1999年，再次选择毅然回国。
1999年，回国后的白庚胜被马学良推荐至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泰斗钟敬文先生处做博士后。在博士后研究期间，他被推举为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副所长，后又调往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原本，白庚胜受到日本留学时期的老师小松和彦写的《神灵的精神史》一书的影响，书中一篇名为《白山的信仰》的文章，引发了他对颜色和民俗的兴趣。后来，他不仅研究了纳西族的色彩文化，还编撰了《中国色彩文化学概论》一书。在提出“色彩文化学”的概念，并构建这个学科的时候，白庚胜只想做一个纯粹的学者，做中国色彩文化学的开创者。
但是，他的这种想法受到了博士后导师钟敬文的强烈反对。钟敬文告诉他，一个知识分子，首先应该响应国家和时代的召唤，去解决最重大的学术问题。色彩文化学在那个年代并不实用，也没有人懂。彼时，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关键的转型期，农业社会正在转成城市社会，农耕文明在崩溃，而宝贵的民间传统文化没人去研究、保护、传承。
看着眼前这位98岁耄耋老者恳切的眼神，白庚胜下定决心加入到抢救和保护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工作中去。
而这个决心在一次回乡探亲之后成为了现实：回丽江探亲的白庚胜，发现老家的亲友不再习惯说纳西话，除了老人，也很少有人穿纳西服装了，村子里原本颇具纳西族风情的木房也被小洋楼代替了。云南的少数民族都如此，那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沿海城市又是怎样的境况？他不敢去想象。
于是他根据丽江的这一情况，专门撰写了一篇名为《处在紧急危机状态的纳西族文化及其对策》的论文给钟敬文，提出了抢救、保护、转型、传承、发展五大对策。
这篇论文一出便被北京师范大学转到了教育部，而后，教育部又转到文化部和中宣部。随后，中宣部便通知白庚胜，准备将他调往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彼时，白庚胜已是国家部委——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博士生导师，每年出国多趟，有一百万的课题费，管着几十人的少数民族研究队伍，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只是群众团体，但白庚胜还是毅然服从了调动。
调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之后，冯骥才任研究会主席，白庚胜任常务和党组。一天24个小时，白庚胜基本都待在单位里，解决协会的生存问题，把自己的知识应用到学术组织、学术建设、日常管理、队伍建设以及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上。
白庚胜与冯骥才两人相互搭档，各自发挥优势。一位是有情怀、有地位、有影响力的文化名人，主要负责在社会上呼吁媒体的关注；一位是实干的学术派，负责组织、策划、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彼时，这个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启动大会，许多省份都派了秘书长、副秘书长、文化厅长来参加，所有人都对这个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拭目以待。
大会前夜，冯骥才找到正埋头在文件堆里筹备会议的白庚胜，问他：“庚胜，咱俩背水一战，明天就要出去挂牌了，但是没有上级文件、没有经费支持，你怕不怕？甚至还会有反对我们的人，造谣的，给中央写内参的，拿政协提案的，都有”，白庚胜反问冯骥才怕不怕，冯骥才回答：“不怕！”
听到冯骥才坚定的语气，白庚胜对他说：“冯主席，你是因为什么都经历过了，所以你不怕。而我白庚胜连听都没听说过那一切，我能怕吗？我已经看透了世界大趋势，文化遗产对一个民族的意义作用和价值。我在日本的许多博物馆里看到搁满了中国的文物。以前战争、国家，我们缺少文化的认识能力，蒙古学、藏学、考古学、敦煌学，哪个不是帝国主义研究争夺以后中国才重视起来的？只要我们俩做好了，做认真了，对国家和民族有用，我们俩至少是会对历史起到作用的人。”
当时的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启动，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不足，国家只给了30万，但是白庚胜与冯骥才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令他感到欣慰，如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成为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共识：中国民协仅建一个数据库，国家就给了4个亿；全中国的媒体也开始广泛关注这个事情。
自从1977年去往北京求学，他已离开家乡足足有45年，但是这45年间，他一直为丽江的文化事业而奔走不息。
由白庚胜作为组织、策划的“99中国丽江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在古城体育场拉开帷幕。开幕式当天，现场来了多位国内外重量级人物，包括国家、美国大使、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等各界名流，还有白庚胜亲自跑到家里把塞到他手中的俄罗斯大使罗高寿。
开幕仪式上，一幅长达180米，宽9米的巨型画卷《世纪图》，从狮子山顶直铺会场，气势磅礴，华美惊俗，4500平方米的体育场变成了古老的神话梦境。他确定的主题和取材均来自纳西族东巴经的大型团体舞蹈——“东巴魂”感动了成千上万的观众。
许多人盛赞这是一场难得一遇的民间文化盛宴，然而，鲜少有人知道的是，艺术节结束后，白庚胜仅仅只有300元的奖金，但他毫无怨言，因为这是他深爱的家乡。
出于对日本民间文学家伊藤清司长期关注纳西文化、尤其是将东巴经神话提高到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神话视野中进行发微阐幽的回报之心，白庚胜主动为伊藤先生组织的一个赴丽江考察纳西族东巴文化的访问团担任翻译，“我当时就觉得应该请这些热爱中国及其丽江、热爱中国文化及其纳西文化者圆一个梦、了一段情，让中日文化交流源源不断，使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世代相传。”
如今，白庚胜还在为玉龙县大具桥建造、纳医药开发、纳西学院建立、金沙江上游文化生态保护、玉龙县东四乡引水建设等事情而奔波。
2021年全国“”期间，白庚胜根据自己此前了解到的大具因交通闭塞而发展受阻，江桥修建也多有阻碍等情况后，提交了续建丽江市玉龙县大具乡与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三坝乡之间的下虎跳大具江桥的议案，此后他一直关注江桥建设，让几度停工的大具江桥继续施工。目前大具江桥建设进展顺利，桥身已基本完成，预计最晚明年3月份就能竣工通行。
而就在上个月，7月5日，白庚胜向丽江捐赠《白庚胜文集》首批成果18卷的消息也在丽江各大媒体相继报道，这位年过六旬的学者，正在以自己的方式为丽江奉献着自己的点滴。
“我的手过去是放牛的手、割草的手，后来当老师变成拿粉笔的手，再后来到了研究所变成了拿钢笔的手。今天，我要把这双手还给生活、还给社会，变做能操作文化的手，能让文化变成产生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手，化腐朽为神奇、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架设桥梁。”
穷尽一生，正是一批批既醉心学术，又不乏家国情怀与实干精神的学者，让浩瀚的中国民间文化，在多番历经时代浪潮的裹挟之后，始终绽放着熠熠的光彩。
虽然那段留日时期遭遇的不友好经历已过去二十余载，但在采访中再次提及，他依然充满了愤慨与不平。
不过，白庚胜先生身上的文人风骨，又融合着许多实干派学者的豁达与亲和，年过六旬的他，无论是电话采访还是临时发去微信与他沟通文稿事宜，他都会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答疑，有时还会给出令我们听之醍醐灌顶的好想法，“没什么顾虑的，你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初拿到采访人物简介时的那份忐忑在他亲切的言词中烟消云散。
端午节时，因为节日选题的稿件采访需要，尝试着联系了白庚胜先生，没想到在听了我的采访提纲之后，他马上就发了一份详细的文稿过来，谦逊而严谨。
这次人物专访接近尾声的时候，问白庚胜先生对在外的丽江人有没有想说的话，他沉思良久之后说，希望他们在外一切都好，也希望他们永远不要忘了在中国，有个很小的地方叫丽江，是这里的山泉流水和五谷杂粮养大了他们，一定要常回家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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