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涉赌棋牌APP推向黑暗的人们｜有人输了300万有人喝农药！
这类涉赌APP支持支付宝等渠道充值和提现，并在今日头条、UC头条等资讯APP和各大手机浏览器上堂而皇之地进行推广。
对于涉足其中的玩家而言，这类涉赌APP犹如一个深渊。游戏方可通过后台操控输赢，游戏本身有钓鱼策略，前期会让玩家赢，最终玩者必输。
记者接触到陷入其中的数百人后发现，平均下来每人都输了30多万元，最高的输了300多万元。卖车卖房者比比皆是，其中还不乏名校博士，更有人因不堪重负而喝农药。
他们承认自己因贪念而涉足其中，同时也认为自己是这种网络的受害者。他们希冀通过支付渠道和广告渠道找到背后的运营商，却发现越接近核心，笼罩在游戏运营商周围的迷雾就越浓。
刚把母亲和儿子送进高铁站的候车大厅，道别的话才说了半句，孙恒就转身跑开了。他拉住第一个出现在他视线里的车站工作人员，询问对方最近的农业银行在哪里。
跑去银行的路上，孙恒反复搓捏着口袋里的那张信用卡。这张卡里还剩3000元的取现额度，这是他当时能调动的最后一笔钱。他要把现金取出来，再存进一张农业银行的储蓄卡，他用这张储蓄卡绑定了一款名叫全民乐棋牌的棋牌类游戏APP。
当看到游戏账户里又有了价值3000元的金币时，孙恒觉得自己又有了翻本的机会。想起回家的班车还要半个小时才出发，他在银行大厅找了个靠角落的空位，点开了游戏里的经典牛牛项目，斟酌之后选择进入了底注最高的老板场。
1个多小时后，夕阳透过车窗打在孙恒的脸上，夏日傍晚的阳光仍有些灼热，他把头深埋进两腿间。游戏账户已经在几分钟前清零，他摸遍身上的每一个口袋，零碎的纸币凑不够100元。
孙恒的头埋得更深了。这笔3000元输完后，他才想起来，自己已经在这个棋牌游戏里输了12万元，6万元积蓄加上6万元各种渠道的网贷。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九天内。
孙恒清楚地记得，这一切的开端是2017年7月2日。作为上海一所知名高校的在读博士，那个暑假他选择了回家考驾照。在回家的高铁上，孙恒用手机在某个新闻APP浏览新闻时，页面上弹出了一个棋牌类游戏APP的广告。广告词很诱人，说是注册就能送红包。一半出于无聊，一半出于小贪心，他点开了广告上的下载链接。
点进游戏界面后，孙恒发现，与欢乐斗地主那种休闲性质的棋牌类游戏不同，这款名叫全民乐棋牌的APP支持直接提现。“充值和提现都很方便，充值有支付宝、微信支付和人工代理充值端口。提现的话，钱会直接打到玩家提供的支付宝账户，而游戏方会抽取2%的佣金。”
孙恒坦言，他知道这种可以直接提现的棋牌类APP已涉嫌网络，但在自己贪欲的驱使下，又因为对自己的玩牌技巧很自信，他选择试玩一下。
再回首时，他才知道那一瞬的念头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推着他走向一个沼泽，而这个沼泽会吞噬每一个步入其中的人。
第一天，孙恒往账户里充值了100元，在经典牛牛玩法的普通场里小试了一下牛刀。不到半个小时，他就赢了500元。
来钱好容易，这是孙恒体会到的最直观的感受。连续摸到的好牌，也在不断强化着他对自己牌技和运气的自信。于是他大着胆子选了底注更高的小资场，并继续享受着“好运加牌技”带给他的沉醉感。等到他实在扛不住在床上睡着时，他的游戏账户里已经有了7000元。
第二天，孙恒的胆子更大了，兴奋地跑进了底注最高的老板场。一个上午，他就把账上的钱翻了一番，但这也成了这一场旅途的顶峰。形势从这一天的下午开始急转直下，赢来的1.4万元，没过午夜12点就全部输光了。
带着满脸的不甘心熬过了半睡半醒的一整晚，第三天早上一起床，孙恒就把一张有6万积蓄的，和游戏的充值账号进行了绑定。他把前一天的失利归咎于变幻莫测的运气，希冀新一天的运势能够再次好转。
实际的形势却与期望相去甚远。他感觉自己怎么玩都是输，“但也不是那种百分之百的输，大致是10局里输8局的情况”。
他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想到有一次他做庄拿到一个牛牛通杀四家，一把就赢回了6000多元，他觉得在这个游戏里他还有机会。辗转反侧一整晚，他一直在想着怎么弄到回本的本钱。
第四天，他用尽了所有能想到的正规途径，信用卡、花呗、借呗、微粒贷，凑了5万多元钱后，再次进场拼杀。这次他打得很谨慎，到第九天他送母亲和儿子进候车大厅的时候，他刚输完了这5万多元钱。再一个小时后，他输完了自己能调动的最后3000元。
把钱输完后，孙恒才有机会让自己稍微冷静一下。当把头埋到脚踝的位置时，他有了一种感觉，自己可能陷入了某种骗局。
李杰比孙恒早两个月产生这个疑惑，当时他是合肥某知名高校的化学物理交叉学科在读硕士。去年的那个五一假期，他在另一款棋牌类APP中输掉了2.5万元。
他是在UC头条上看新闻时，看到那条棋牌类APP的广告的。那条广告就夹在两条新闻之间，广告词同样很诱人。
同样是出于好奇，李杰点开链接，下载了一款名叫神舟娱乐的棋牌类游戏。这款游戏同样支持直接提现。在选择了炸金花这一玩法后，李杰在第一个晚上以200元的本金赢到了7000元。然后在第二天开始输，到第十天时输光了所有能弄到手的钱，包括他刚拿到手的奖学金和助学金，以及能借到的信用卡和借呗。
李杰明确意识到这个游戏可能是一种网络，是在他输光最后7000元的时候。那一局他拿到了一把通杀的牌，于是压上了仅剩的7000元，想赢回台面上全部的2.5万元。他本以为自己是稳赢的，没想到快开牌的时候，他被系统强制退出了。再登录时，他被系统认定为到时间无应答而自动弃权，压上去的7000元也全输掉了。
之后，李杰在网上搜索了很多与这种棋牌类APP相关的信息和报道，找到了很多质疑这类APP涉嫌的内容，才发现这类APP的后台程序有，可以精准控制胜率，想让谁赢就让谁赢。此外，后台程序还可以透视玩家的牌，甚至可以随意换牌。
孙恒进一步怀疑，游戏本身有钓鱼策略，前期会让玩家赢钱，后期再进行宰杀。同时，在一个牌局中，坐在他对面的可能都不是真人玩家，而是游戏方设置的机器人，玩家完全是待宰的羔羊。
意识到这是一个网络骗局后，孙恒决定去县里的公安局报警。他有些耻于提起自己的名校博士身份，“虽然我被了，但自己终究是带有行为的”。
几经波折，孙恒的遭遇终于获得了警方立案。几天后进了维权群，他才知道，自己是少数几个能拿到立案回执的人，因为他是少数几个能够把整个事情讲清楚的人。
李杰在更早的时候加入了维权群。提到维权这个词时，他停顿了一下：“别人可能很难理解，一群因为输了钱的人去维权。”再想解释什么时，他没有再说下去。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这个群里聚集了至少300个陷入其中的人。他们的年龄主要分布在20岁到30岁之间，男性为主。不算有钱，但每个人身上多少都有点积蓄。
学历不高，本科以下居多，但也不乏几个高学历者。多数是自己开个小店的小老板，或者是企业小管理岗位上的打工者，有点小钱有点小闲，又有点急于发财的贪心。
李杰说，他们在互相交流输了多少时，习惯于以个为单位，1个就是1万元。输了10个以下的算是少的，几十个是中等水平，最多的输了300多个。“粗略统计过，输进去的平均值在30多万元。光我们群里这些人，总金额就接近1个亿了。”
因为警方迟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孙恒有些焦虑。一名年轻的警官告诉他，这类涉赌APP背后的游戏运营商会通过各种技术手段隐藏自身，警方侦办需要时间。
加入维权群后，孙恒才知道，仅群里的人接触过的同类棋牌APP就有几十款。他觉得自己对游戏的钓鱼机制已经足够了解，就想着只要从每个新游戏里赢回1万元，就能把输掉的12万元都赚回来。
他隐约意识到，各个不同名称的APP背后可能是同一个团伙或者联盟，“不同的游戏像是认识我一样，只要我用同一个手机号注册，他们就不再采用钓鱼策略，而是直接控杀。”
在李杰眼里，这种涉赌棋牌APP可以称得上真正的电子鸦片。群里很多人在明知道这是一个骗局的情况下，还会带着侥幸心理，忍不住想从中翻本。
王席东是群里输得最多的一个。到今年3月底，他已经输进去300多万元。为此，他卖掉了一辆汽车和一套房子，现在身上还背着250多万元的债务。他在去年9月加入维权群时，还只输了170万元。李杰跟他明确说过这类APP的性质，群里几个活跃分子也一再劝他不要再碰。
去年3月，他是在百度手机浏览器上搜索装修材料时，看到那个棋牌游戏广告的。当时他和朋友正打算合伙开一家休闲食品店。此前他已经有了4家海鲜店，两年赚了200万元，为家里置办下两套房和一辆车，小日子过得很舒服。
他没有像李杰那样在输完第一笔钱的时候，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骗局。等到别人告诉他这是一个骗局时，他已经经历了向银行、问朋友借钱、挪用货款，乃至借高利贷，早已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他说，在输了170万元的时候，他想的是只要能回来三分之一就收手。他会有这种侥幸心理，是因为他偶尔也会赢几把。有一段时间，连续一个星期，他总共赢了将近10万元，只是在接下来的一天之内，他又输了12.6万元。
这个事被他妻子知道后，为了防止妻子阻止他玩，王席东会谎称去出差，然后在家门口附近的某个快捷酒店开一间房，在里面没日没夜地玩。“哪还有什么心思做生意，只想着从游戏里把钱捞回来。”
胡茂法前后在涉赌棋牌APP里输了70多万元，卖了父亲在合肥给他买下的两套房后，他还清了所有欠款。因为这个事情，他待业两年，而且有两年时间没有回家过年。
他说，沾上这个东西，真的就和沾了毒品一样，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复吸。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每隔一段时间，都能看到他发布的类似“明知道是骗人的，为什么就是忍不住去玩”的状态。
卖了房子还债后，胡茂法手上还有十几万元钱。他原本打算重新开始，哪怕考个驾照，买辆车去当个网约车司机。
去驾校问了一下考试的费用后，他觉得3000元的价格有点贵，就想着能不能去涉赌棋牌APP里把这个培训费赢回来。然后在两天内，他又输进去10万元。
现在他仍觉得自己随时都有可能会控制不住自己，钱在他身上留不住，所以他把剩下的6万元钱借给表哥买车去了。
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他说，沾上这个东西，输钱还在其次，最可怕的是把人的心态给搞坏掉了，没法再回到原有的生活轨道上，总觉得途径来钱太慢。
当何冬春决定买一张从乌鲁木齐飞南京的机票时，他的身上还剩最后2000元钱。而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他已经在几款涉赌棋牌类APP里输掉了45万元。
其中的十几万元来自于二十几家互联网小贷公司，因为没有及时还款，何冬春的手机每天都被小贷公司的催款电话狂轰乱炸。他的通讯录被曝光，亲朋好友的手机也不断地受到骚扰。
算了一下自己所有的欠款后，何冬春有一种永远都翻不了身的感觉。面对小贷公司的催款电话，他觉得自己已无处可逃。
作为一个江苏人，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回南京。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白天他就坐在南京的大马路边看车流滚滚，望着天空发呆；晚上就在小宾馆的床上辗转反侧，胡思乱想。睡眠对他而言成了很奢侈的东西，一入睡，他就会梦见一群人追着他要债。
第七天的时候，他摸了下口袋，发现只剩下几十元钱，连小宾馆一晚上的房费都负担不起。那天下午，何冬春花40元钱买了一瓶350毫升的敌敌畏。在南京江宁万达边上，他一口气喝下了300毫升。
等他再次醒来时，洗胃液正经过导管不断灌进他的胃里，那种要将五脏六腑吐出的感觉令他永生难忘。医生明确地告诉他，如果再晚送过来五分钟，连抢救的必要都没了。
维权群里每一个深陷其中的人，都有一段借互联网小贷的经历，在很多人口中，小贷公司的催款压力甚至是把他们进一步推向深渊的主要力量。
“迫于压力才去一个骗局里参与，这句话很荒谬，但那种情境下真的是那样。”他苦笑了一下，“比如明天有笔几千元的网贷到期，但我身上只有几百元，我能想到的唯一途径就是去那个骗局里博一把。”
在孙恒眼里，更荒谬的是，有时候这样做居然还真的能奏效。他觉得这类游戏就像是有一种用户粘性机制，在没有把玩家榨干之前，都会时不时给点甜头拴住玩家。
今年过年前夕，孙恒被互联网小贷催得感觉年关难过。正巧老游戏的充值代理告诉他，他们出了一款新游戏，开业前三天大放水。
他有些心动，试玩了一下，当天晚上就赢回了1.5万元。他拿出一部分钱还了几笔催得紧的互联网小贷。
然后，他从第三天开始输，到4月份的时候，又输进去了13万元。这些钱，8万元是他从朋友那里借的，剩下的是他在去年9月找了份工作后攒起来的。
因为学历较高，李杰和孙恒成了维权群体的核心人物。他们商讨后确定的维权方案是找到游戏运营商，然后要求对方退款。但他们接触到的绝大部分涉赌棋牌APP，都没有经过安卓和IOS的应用商店，而是直接通过广告中的链接下载。从这些APP本身，他们找不到任何与游戏运营商相关的信息。
“不管是通过支付宝还是微信支付，每一笔订单都会有一家收款公司。”孙恒说，他们罗列出了订单上显示的收款公司，发现同一款APP对应的收款公司就有好几家。有时候隔了几秒钟充值，收款公司就会发生改变。
于是，他们把出现频率最高的几家公司记录下来，并试图通过查找工商注册信息找到对方公司。结果，多数公司的注册地址为虚假注册，有实体存在的公司则表示自己的商户名称被盗用。
他们也曾找到过真正与涉赌APP相关的公司，但对方表示自己只是为游戏公司做代理支付业务，不了解游戏本身涉嫌网络和。对于上门维权的人，公司最多只能赔偿每个人5000元。孙恒说，这种公司的赔偿一般都会附带一份保证书，要求领到赔偿的人之后不再对这件事进行投诉。
他表示，他们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上的持续投诉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使得游戏运营方无法再用原有的商户名接入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端口，增加了对方的运营成本。
去年9月，孙恒带着三十几个维权者去了支付宝总部，要求支付宝披露与他们账单相关的真实收款方信息。这一次，他们知道了终端的收款公司想要接入支付宝端口，必须通过比较大的支付公司或者银行，他们把这些公司称为支付渠道商。
通过不断向这些支付渠道商投诉，他们又陆续拿到了一些钱。这些钱一部分是通过原路返回，一部分是有人问过他们的号后，通过ATM机无卡存现金的方式打给他们。“每家也就给几千元到一万元，和我们输进去的钱相比，杯水车薪。”
随着投诉的不断深入，他们受到的阻力也开始增加。不断有社会闲散人员出现在维权群核心人员的生活里，这些人从不说自己来自哪里，只是叫他们不要再参与维权的事。
根据李杰的讲述，去年10月，他在合肥火车站被四个人强行带上车，车子一路开到黄山。从晚上6点开始，车子在黄山里转悠，一到偏僻的地方，他们就把李杰拉出来，问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然后把他打一顿。到晚上12点的时候，他们把李杰扔在山上，抢走了他的钱包，只丢给他600元钱，并留下一句“不要再搞这个事情”。
今年开始，他们意识到，从涉赌APP广告投放的地方切入，可以更快地找到背后的游戏运营商。于是，他们开始向UC头条、今日头条和各类手机浏览器投诉，要求对方披露广告主的信息。
这条路径依旧坎坷，和UC头条等对接的只是广告推广商，游戏运营商仍旧隐藏在推广商背后。但这条路径的弯路远比支付渠道那一条要少，几个月内，他们就找到了两家游戏运营商，一家是杭州的公司，一家是成都的公司。
据孙恒介绍，由于他们说服了一家广告推广商，从而获得了成都那家游戏运营商的大量信息。他们带着这些信息，直接向成都当地警方报警，由于证据充足，很快获得了立案。警方带着他们直接去了那家公司。随后，那家公司提出私了，愿意返还每个人在这款游戏充值的一半的钱。
他说，这是他们维权以来最成功的一次。同时他们也发现，游戏运营商跟支付端口和广告投放地之间的环节在不断增加，有时两者之间甚至隔着三个以上的代理商。
今年4月，李杰把群里整理出的材料提交给了央行，希望央行能够对涉赌APP利用正规支付渠道从事的行为进行监管。
他是维权群里陷进去最浅的一个，也是坚持维权时间最长的之一。他说，他看到群里太多人走投无路，所以不希望再有更多的人加入这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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