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研究 孔德立：绵延与转化——钱穆的中国文化观及世界意义
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人类文化演变的普遍性，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在纵向的历史发展中，表现为绵延不绝、从未中断的特征；在横向的社会生活中，表现为入世情怀与宽厚包容的精神。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面对不可预测的各种风险，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与对话，显得尤为重要。
开展文化交流与对话，首先要搞清楚文化是什么？或许有人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是，何谓“文化”？“文明”与“文化”的区别是什么？确实又是现实存在的问题。以往曾有中外学人关注这个问题，如英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1936年写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初稿，书中指出：“‘文化’一词有时和‘文明’一词相混用，但是我们既有这两个名词，最好把它们分别一下，‘文明’一词不妨用来专指较进展的文化中的一特殊方面。”（《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1948年，钱穆先生（1895—1990）提出：“‘文明’‘文化’两辞，皆自西方移译而来。此二语应有别，而国人每多混用。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页）
这两位著名学者都指出“文明”与“文化”不应该混用，都发现了“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差异。马林诺夫斯基是在广义上分析“文化”的概念，认为“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实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文化论》，第2页）。如果我们把马氏所说的“文明”属于“文化中的一特殊方面”，从他给出的“文化”概念中剥离出来，那应该就是“文化”中的“器物、货品”。这些为人们所见的，又可称之为物质文化。如果用钱穆先生的，这些物质文化称之为“文明”。
我们对文化与文明所指内容试做概括。首先，文化为人类所创造，在所有生物种群中，为人类所独有。其次，文化包含人类制造的工具与器物等物质层面的存在，也包括制度、思想与思维方式等精神层面的东西，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伦理道德、礼法规范、文学艺术、宗教神灵等方面的内容。再次，物质器物层面的文化在满足人类身体需求方面具有普遍性，精神意识层面的文化在满足人类精神需求方面具有差异性。因此，为了区别与表述方便，物质器物层面的文化可以称为文明。最后，支撑衣食住行等层面的文明，可以直接移植、借鉴；支撑精神与思想层面的文化因其地理空间、历史传统、社会结构等因素影响而存在差异，应该彼此尊重，互相交流，经过长时间的深入接触之后，才可能融合为新的文化。
中国古代典籍《尚书》与《周易》中都有“文明”一词，“文化”则是从《周易·贲卦》中集出来的。中国古代的“文”既包括自然现象（天文），也包括人类社会创造的成果（人文）。天文背后有天道秩序，人文背后有人道规则。道家主张人道效仿天道，儒家重视人道教化。孔子以“文行忠信”教，其“文”应该指的是三代以来的诗书礼乐以及人道教养。西方古代重视抽象、理性、逻辑与科学，中国古代更关注现实经验的社会与人生。就此而言，对于中国古代的社会发展的成果，用“文化”表述更为合适。
宾四先生总结了人类文化的三种形态，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他说：“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型。”（《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第2页）在此基础上，宾四先生把游牧与商业文化归为一类，农耕文化为一类。这种划分的标准是从不同文化对待人己关系与天人关系上出发的。
在此基础上，宾四先生分析了各自的文化特征。“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足，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草原与滨海地带的不足，激发出“战胜与克服欲”，并随之促进“工具”的发展，如草原民族的马，滨海民族的船。在世界观与人生观方面，产生强烈的“对立感”，对自然的天人对立，对人类的敌我对立，因此在哲学心理上必然理论为内外对立。“于是而‘尚自由’，‘争独立’，此乃与其战胜克服之要求相呼应。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征伐的’、‘侵略的’。”农业文化与游牧、商业文化不同。“农业生活所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以为顺应，乃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故农耕文化之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其自勉则曰‘安分’而‘守己’。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和平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第3页）
与其哲学思想相适应，三种文化各自有其生活目标。“游牧、商业民族向外争取，随其流动的战胜克服之生事而俱来者曰‘空间扩展’，曰‘无限向前’。农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连系，胶着而不能移，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世代坟墓安于斯。故彼之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绝不想人生有无限向前之一境，而认为当体具足，循环不已。其所想像而蕲求者，则曰‘天长地久，福禄永终’。”（《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第3页）
在此社会目标指引下，游牧与商业文化表现为追求富强，农耕文化表现为安足。“富者不足，强者不安，而安足者又不富强。以不富强遇不安足，则虽安足亦不安足，于是人类文化乃得永远动荡而前进。”（《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第4页）农耕文化的“安足静定”与游牧、商业文化的“富强动进”正相冲突，因此，古代农耕民族之大敌常为游牧民族，近代农耕民族之大敌则为商业民族。纵观中国历史的演进，在古代，中原民族的最大威胁一直是北方的游牧民族。近代以来，所遇到的强敌就是来自西方的商业民族。
1993年夏，亨廷顿发表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文明的冲突？》）一文。亨廷顿认为，现代全球应当从世界不同宗教与文明间的深刻冲突来理解。亨廷顿观察国家间的视角，与其说是文明的，不如说是文化的。文明冲突的根源在于文化的冲突。如果从宾四先生分析的三种文化观来破解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就是商业民族的“富强动进”与农耕民族的“安足静定”之间的文化冲突。冲突的起因在于商业民族内在的向外诉求的利益造成的。
冲突能否化解？按照宾四先生的，“然人类生活终当以农业为主，人类文化亦终必以和平为本。故古代人类真诚的文化产生，即在河流灌溉之农耕区域。而将来文化大趋，亦仍必以各自给足的和平为目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第4页）。人们必然向往和平美好的生活，和平本应成为全人类的追求。以此而言，根植于农耕文化的和平理想为人类的永续发展指明了方向。以此而言，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耕作方式的提升，生活方式的改变，甚至农业产值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就说明农耕文化落后了的说法，没有领悟到农耕文化精髓。
以此而言，西方商业民族近现代以来的对外侵略与殖民之路，是在“工具”之下的“空间扩展”。但这种商业民族的“空间扩展”如果从历史长时段上来看，终究无法和农耕民族的“时间绵长”来相持。近现代西方国家的此消彼长，就说明了“富强动进”的文化，其“兴也忽焉，亡也忽焉”。
古代的农耕民族不独在中国，还在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地。那为什么只有中国的农耕民族与文化绵延而不绝？宾四先生认为，农业文化有大型、小型之别。古代埃及、巴比伦等皆为小型农国，其内部发展易达饱和点，其外面又不易捍卫，因此古代小型农国之文化生命皆不幸而夭折。独中国为古代唯一的大型农国，因此其文化发展，独得绵延四五千年之久，至今犹存。
中国的农耕文化历经几千年之演进，经历一个阶段的外界刺激与冲突之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再经历一个阶段的外界刺激与冲突之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此往复周行，不断演进。从演进的结果看，每一历史时期，均有新的文化成果呈现出来。中国人的文化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沉淀在内心深处的，是在一定时期、特定时间内不断呈现出来的精神追求。比如，与农耕文化密切关联的二十四节气、各种节日，均有特定的文化符号与标识。过中秋节时，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就把无论在哪里的中国人的心连在了一起，节日送去祝福，月饼寄托相思。这就是文化情结。在这个意义上，宾四先生说：“文化也就是此国家民族的‘生命’。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了文化，那就等于没有了生命。因此凡所谓文化，必定有一段时间上的绵延精神。换言之，凡文化，必有它的传统的历史意义。”（《中国文化史导论》，第231页）
宾四先生强调，“不单要用哲学的眼光，而且更要用历史的眼光”解答中国文化问题。近代以来，当中国的农耕文化遭遇到西方商业文化（进而发展为工业文化）的碾压时，中国人的无力感使他们认识到文化需要革新，并进而产生对农耕文化的批评。从新文化运动到后来现代化与传统的对立，均是沿着这种思路推进。每个时代总有其思想引领者，当大多数人一味批评传统文化时，一代学人陈寅恪、钱穆等先生都在反思与探寻中国文化的走向与出路。面对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宾四先生的文化观正可以给我们带来清醒的认识。
宾四先生言：“中国今后出路，只要有办法，社会有秩序。要清明，社会公道，把人生安定下来，则西方科学文明并不是不可能接受。”（《中国文化史导论》，第255页）近代时期，西方比中国强大的科学技术与先进器物是外在的物质文明。文明是可以借鉴的，科学技术是可以通用的。宾四先生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他说：“电影是物质的，可以很快流传，电影中的剧情之编制，演员之表出，则有关于艺术与文学之爱好，此乃一种经由文化陶冶的内心精神之流露，各地有各地的风情。从科学机械的使用方面说，电影可以成为世界所共同，从文学艺术的趣味方面说，电影终还是各地有区别。这便是文化与文明之不同。”（《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第1~2页）
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相遇，使人们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逐步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从而不断地向西方发起学习，先是学欧洲，再次是学美国，后来是学苏联。从科学到制度，从器物到教育，无不以西为师。文明可以学，这是一个问题；文化是否可以学，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说到清明和社会公道的本身，那就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事，这些却不能专去向外国人学。好像花盆里的花，要从根生起。不像花瓶里的花，可以随便插进就得。我们的文化前途，要用我们自己内部的力量来补救。西方新科学固然要学，可不要妨害了我们自己原有的生机，不要折损了我们自己原有的活力。能这样，中国数千年文化演进的大目的，大理想，仍然可以继续求前进求实现。”（《中国文化史导论》，第255~256页）在近代中国文化普遍面临质疑的时候，宾四先生既不悲观，也不盲从，而是从本国本民族文化自身的特点、演进的特征出发，以历史的长时段观点，提出农耕文化之于中国发展的根源性基础性的作用。面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与先进器物，宾四先生以可学可用的开放态度，为中国文化的转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孔德立，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山东省泰山学者，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秘书长、中华孔子学会孔子后裔儒学促进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国际儒合会会员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特聘教授，北京交通大学兼职教授等职务。研究领域有中国思想史、先秦诸子、孔子与儒家文化。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先秦儒墨关系研究》等著作6部。曾应邀前往港澳台地区与新加坡、法国、日本、越南、泰国、印尼等地讲学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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