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积淀，具有最深层最广泛的群众思想基础；理论是一个政党、一定阶级的价值理想，具有更现实更同步的斗争实践指导性。中国是“东方人类历史的开端”，中国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价值追求和精神家园。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最优秀成果，是世界主义者进行伟大斗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先进理论反映着文化的普遍性，彰显真理意义；优秀文化体现着理论的特殊性，蕴含生命价值。文化是理论最高实现形式，理论是文化基本价值实践。中国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贡献了人文底蕴、气质，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文化创新发展赋予了时代内涵、意义。
“文化的觉醒，从根本讲是个人本位（英美）社会向社会本位（苏联）社会思想、意识的觉醒。”（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重大历史事件往往促使人们警醒与清醒。而这种警醒与清醒，正是产生文化自觉的前奏，用这种文化警醒与清醒，引领社会意识的觉醒。历史证明，中国、建设、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动中国以伦理本位社会为核心的文化觉醒的过程。
致力民族独立、获得人民解放，实现中国文化第一次伟大觉醒。“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以说，文化是古老中国的全部记忆。正如英国学者罗素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演讲时所说：“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文化使然，国家意识薄弱是近代国人之大写线年初，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巴黎晨报记者行经离上海不远地方，看到人们大多若无其事，不禁感到惶惑，甚至莫名其妙。而1934年3月16日德国发布恢复征兵消息时，柏林一位60多岁女房东闻讯欢喜过度，倒地而亡。这一鲜明对照，不在其事件本身，而在于文化。中国的家族观念在其全部文化传统中占主导地位，且根深蒂固，亦是世界闻名。中国老话有“国之本在家”“积家而成国”之说，久而形成轻个人而重家族、先家族而后国家的价值理念。近代以来，特别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无数志士仁人面对一盘散沙的旧中国，常常陷入“家”与“国”的文化反思。
十月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先驱者李大钊在《新》中这样说：“俄罗斯之，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这一胜利“是世界的新，是人类觉醒的新”“是二十世纪的先声”。以为代表的中国党人，从嘉兴南湖红船理想启航到延安窑洞艰难探寻，再到城楼上庄严宣示，28年的浴血奋战，让这个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民族获得了新生、实现了伟大觉醒。民族的觉醒本质上是文化的觉醒。中国文化形成根基在广大人民群众，觉醒根源却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群众斗争实践。在中国伦理本位社会文化大背景下，用马克思主义唤醒“人民观念”，赋予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社会意识”新的时代内涵，才最终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向人民的伟大历史飞跃。
实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实现中国文化再次伟大觉醒。以农耕文明起家的中华民族，惯以“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思想治国理政，千百年来始终把解决百姓温饱问题放在首位，逐步形成了封闭、保守，自给自足、自我循环的经济理念和文化观念。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曾一度超越发展阶段，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大二公、平均主义大锅饭，致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遭到巨大损失。
以为代表的中国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对外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马克思认为，一定经济形态决定着社会的和文化形态。这场“”推动我国经济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社会主义的和文化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整个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如果说，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伟大觉醒，那么也应是中国文化的伟大觉醒。曾经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所以说，这次“觉醒”从本质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打破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与经济、与文化自上而下的单向权力推动，变成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经济与、经济与文化上下结合的双向良性互动，才最终实现了中华民族命运根本扭转、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涵养党内文化、净化党内生态，是中国文化又一次伟大觉醒。一个民族的复兴必将伴随其文化的复兴。中国党要肩负起民族文化复兴的重任与使命，必须首先建设好党内文化，确保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一个时期里，有些地方和部门，由于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不严，由于封建腐朽文化影响和商品交换原则侵蚀，党内生活随意化、形式化、平淡化、庸俗化现象蔓延，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盛行，系统性、塌方式、家族式不时出现。党内严重从表面上看是党的作风建设薄弱问题，但根子都在文化。
人的思想观念来源于文化，价值理念根植于文化。我国有过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一些旧文化、旧思想对每个中国人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浸润身心的。“一人得道鸡犬”，封妻荫子、光宗耀祖、任人唯亲等封建思想残余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侵蚀着党内生态建设。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与其他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壮大起来。者必先自我。党的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从严管党治党开局起步，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朝党内顽瘴痼疾开刀，反斗争取得重大成果，形成压倒性态势。中国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同时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就是要从加强党内文化建设抓起，坚持不懈与中国文化的糟粕、封建思想的残余做斗争，彻底清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流毒，匡正生态、引领社会风尚，真正建立起新时代意义上的文化自信，最终实现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始终与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生相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既不是偶然，也不是巧合，而是生长在中国文化这一沃土上的中国人民历史的选择。的、道德的和大同的思想元素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中国文化的炽热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实践创造，构筑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脊梁。
重视变革与的文化传统经过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当代中国理论与传统。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既重视伦理与秩序，也重视变革与。儒家典籍《周易》讴歌商汤、周武王推翻的行动。“汤武，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大事矣哉。”“”“变通”“革故鼎新”等词汇均出自于此。孟子、荀子也对汤武进行了褒扬。齐宣王曾问孟子，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算不算犯上作乱？孟子回答，夏桀、商纣已经失去君王的基本德行，是毁仁害义的民贼，诛杀流放这些人，不属于犯上弑君。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也认为把商汤、周武王的行为看成弑君犯上是错误的。他说君主的地位并不是永恒固定的，商汤、周武王奉行道义，为天下人谋福利、除祸害，因而天下人归顺他们。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一般人眼里纯然的愚忠愚孝文化，而是同时也蕴含着变革与的文化传统。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和压迫，中国命运何去何从，富有爱国主义精神和传统的中国人民，开始了前赴后继的救国救亡运动。辛亥尽管赶走了封建皇帝，但旧文化、旧思想始终难以驱离。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希望，特别是十月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中国党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1940年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时，就指出了文化的内涵、作用与特点：“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的有力武器。文化，在前是的思想准备；在中是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中国文化中的元素，与马克思主义彻底的批判精神相融合，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前所未有的巨大胆识和气魄，产生并造就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的人民。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理论，也锤炼出了更具人类文明进步意义的文化。从土地到社会主义，从实行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从延安整风再到正风反腐，可以说，一部中国党历史，就是一部在勇于自我与善于领导中实现超越和发展的文化史。
中华优秀道德传统经过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信念。道德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立身做人的价值遵循。中国道德文化从本质上讲是“自我”修养的文化，既脱俗于自然又融入自然，始终关注生命的意义；既来源于物质又高于物质，始终关照生命的价值。经过千百年不断演变，逐步形成了以“天人合一”“修齐治平”“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礼义廉耻”“仁者爱人”“孝悌忠信”“忠恕之道”为主要特征的中华传统道德观，这不仅给中国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己关系，提供了基本价值遵循，也为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中国化奠定了深厚文化根基。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基于“自由、人类共同体和自我实现”三个概念，形成了一种系统的道德观。马克思认为，这三种价值都是内在的、自由的和终极的善；个人只有生活在与他人、自然的和谐关系中，自我决定才是可能的和现实的。这些，都与中国道德文化高度吻合，它既是非的、没有任何社会强制性的道德实践，也是在与他人的合理关系中自我发展的积极的人生境界。
中华优秀道德传统不仅是中国人的文化家底，也为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在中华大地生存发展创造了现实条件，为彻底摒弃资产阶级虚假的、欺骗的、口是心非的，以及夸大其词的道德教义，探索人类至善理论打下坚实文化基础。习总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2014年2月，习总又在中央局第13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念、道德实践和道德标准，我们立足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实践，创新运用中华道德传统中向上向善的思想价值，逐步形成了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文明、和谐”，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三个层面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传承和弘扬中华道德传统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也为马克思主义“自决的自由”“自我价值实现”增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底蕴。
经典的大同思想经过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大同”的思想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化中“大同思想”是以追求公天下理想为主要特征的。大同的文化理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礼记·礼运篇》中就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孔子所设想的大同社会是人类美好的理想社会，实现大同则需要遵循天下为公的大道。一个没有私念的公天下的社会，是贤能得其所用，人与人之间真诚而和睦的社会。从道家“小国寡民”社会构想，到墨家“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形成，再到洪秀全“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的理想天国等，正是在大同文化感召下，中国人表现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这种理想追求一直活跃在历代先贤和志士的精神世界里，并被全体中国人民所选择和接受。
20世纪初的中国是、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但人们对大同世界的理想始终不渝。孙中山先生把“天下为公”作为毕生的奋斗目标，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都是以大同思想来理解主义。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大同思想是异质同构，高度契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1878年，最早介绍社会主义的《西国近事汇编》认为，“主义”就是“无产主义”“贫富均财”。经典作家虽然没有对未来的主义进行详尽描绘，但还是确定了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生产资料全民公有，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消灭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脑力与体力劳动“三大差别”对立，阶级和国家消亡等，与马克思所设想的主义社会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大同世界相一致。应该说，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和文化缘由。这便是中国党带领中国人民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向往主义社会、接受社会主义学说的深厚根基和根本动因。
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始终离不开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做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文化现阶段最显著的特征，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经过不断自我改造、自我逐步形成的。其中蕴含的思想方法、价值理想、精神理念，既是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也是人类文明宝贵精神财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仅让中国人民实现“自我觉醒”，也逐渐成为世界人民的普遍价值共识，更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增添了强劲动力。
“为人民服务”理念为人类社会获得精神自由与解放打开了一扇窗户。“为人民服务”是1944年9月在为因公牺牲的普通战士张思德开追悼会时提出的。70多年间，“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党的奋斗宗旨，成为中国党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被广大群众所认同，深入人心、家喻户晓，甚至传播于世界。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党宣言》中向全世界宣告：无产阶级要消灭私有制，建立主义社会，解放全人类。“解放全人类”首要的是“自我解放”，只有自我得到解放、获得自我精神自由，才能推动全人类的解放。人的精神自由，是以对精神的深刻自我意识为条件的。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这个时代的思想家、家，启悟全体民众对本民族的精神文化有一个比较深透的理解和把握，从而自主、自觉地对内心世界实现有效的整合、统一和完善，成为自我意识的主人。而提出“为人民服务”，其思想本质与价值核心正在于此。
我们党之所以长期坚持与封建主义特别是“官本位”思想作斗争，就是要让全体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党人通过“自我解放”，真正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因为，在漫长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官为百业之首，不同等级的官员享受不同等级待遇，形成了以官职大小衡量人生价值、成就、地位的“官本位”意识。“官本位”文化是几千年封建等级思想的残余，在中国文化的构成中占主导地位，也一直束缚着中华民族精神的自由与解放。“为人民服务”思想是在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对道德伦理的重塑中逐步确立起来的，是促使人类社会实现从“自我”意识觉醒到“忘我”境界升华的价值观完善。它不仅让中国党人冲出思想牢笼，获得自我解放，达到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为中国文化在本民族恰当定位，也为人类社会文明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进步打开了一扇心灵窗户。
“共同富裕”理念为人类社会实现财富独立与自由开辟了一条通道。改革开放之后，多次论述过共同富裕问题。1985年3月，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他再一次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富裕”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财富”问题。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也是社会进步的杠杆。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既是人类追求财富、增加财富的历史，也是财富不断异化的历史。《论语》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这说明，富贵之“道”，既不是损人利己，也不是巧取豪夺，而是仁义之“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异化劳动是财富异化的根源，资本家就是靠剥削工人劳动剩余价值而获得财富的。也就是说，劳动创造财富，但异化的劳动却使财富走了样，让人们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财富独立与自由，也由此产生了阶级对立、阶级压迫和剥削。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财富增长，实现“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但我们提倡的“共同富裕”，既不是同步富裕，也不是平均主义；既需要勤劳致富，也需要合法致富；既是物质上共富，也是精神上共富。这就将我们党对“富裕”特别是“财富”本质的认识从“物”提高到了“人”的高度，实现了从“共同富裕”到“自由全面发展”的跃升。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始终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缩小贫富差距，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使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坚持做到独立自主，互帮互助，共享共建，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让世界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当今时代，中国党人在一步步践行“共同富裕”思想中形成了这样的价值理念：必须树立劳动创造财富、能力发展财富、人本支撑财富的观念，摈弃金钱财富、权力财富、资本财富的思想；必须处理好财富与社会发展、财富与个人发展的关系，以财富创造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必须大力倡导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是财富，反对少部分人垄断国家大部分财富，摆脱人成为物的奴隶的羁绊，等等。这不仅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对财富本质规律的认识，也为实现人的财富独立与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构建新的世界经济文化形态开辟出一条思想通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社会永续发展与进步点亮了一盏明灯。当今全球190多个国家、约70亿人口，时刻面临着诸如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迷、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隐患不断加剧；军备竞赛和核竞赛逐步升级、局部战争持续暴发、恐怖主义事件频起；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疾病肆虐、粮食短缺等问题，人类生存与发展始终被一系列世界性、全球性难题所困扰。人类社会未来将走向何方？无论是古代历史上的“华夏中心论”，还是近代以来的“西方中心论”，都不符合时代发展趋势，都无益于人类永续发展和世界持续繁荣。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党和中国人民基于对历史、现实和未来深入思考给世界提供的中国方案、中国理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同志进一步向全世界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界限，蕴含了多样与平等、包容和普惠的精神，充满着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担当和大智慧，既继承了中华优秀文化思想精髓，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的使命意识，是人类文明的价值共识。人类社会唯有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唯有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唯有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唯有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唯有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人类社会才能真正摆脱困境、面向未来、走向光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中国人民站在人类真理和道义制高点上，为化解世界矛盾冲突、解决各种争端分歧开出的一剂良方，也是中国党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世界和平发展进步而点亮的一盏智慧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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