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

　　2022年5月27日，十九届中央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总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是其中唯一延绵至今、未曾中断的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正如习总所说，中华文明起源，不仅是我国学者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

　　2002年春，国家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该项目由科技部立项作为国家“十五”到“十四五”重大科研项目，涉及考古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20多个学科，60多个单位的400多位专家学者直接参加工程，到2022年5月，工程进行了整整20年。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距今5500—3500年间最能反映社会发展状况和权力强化程度的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和河南二里头4个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的中心性遗址作为工作重点，从中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和周围地区聚落分布调查，获取方方面面信息，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进行研究。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需要解决几大关键问题：一是中华文明何时形成？有多久的历史？二是中华文明如何起源、形成和发展，中华文明从多元起源到中原王朝为引领的一体化趋势是如何形成的？三是中华文明为何会走出一条多元一体、源远流长、延绵不绝的道路？四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道路和机制有何特点？五是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如何？

　　习总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提出文明定义的中国方案。关于文明的定义及相关概念，国内外学术界存在诸多分歧。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提出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这一阶段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形成了阶级、王权和国家。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认为，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是文明社会孕育和产生的不同阶段，先有文明因素量的积累，后有社会质的变化。具体而言，“文明起源”是指史前时期生产力取得较大发展，物质和精神生活逐渐丰富，社会开始出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贵贱与贫富的分化，文明因素开始孕育。

　　“文明形成”是指物质、精神和制度文化都取得了显著进步的阶段。社会分化加剧，形成了阶级；社会等级制度化，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化，形成了礼制；出现了集军事指挥权与宗教祭祀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王，以及强制性的、以社会管理为主要职能的公共权力——国家。国家的出现是文明形成的标志。

　　山西陶寺发现一处宫室类单体建筑遗迹。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图为陶寺遗址宫城内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2021年6月3日摄，无人机照片）。陶寺遗址联合考古队发布陶寺遗址最新考古成果称，考古工作者在陶寺遗址宫城内近80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上，发现了一处面积达540余平方米的宫室类单体建筑遗迹。新华社记者 曹阳/摄

　　提出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国际学术界曾依据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概括出文字、冶金术和城市为文明社会的标准，称之为“文明三要素”。如果依据这样的标准，中华文明只有3300年的历史。

　　通过对世界其他原生文明的研究可知，世界几大原生文明并非都符合这“三要素”，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没有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未使用文字，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印章上的图案也未被认可为文字。随着世界各地考古发现和研究取得的进展，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世界各地可以有符合自己古代社会发展特色的文明形成标准。

　　我国学术界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有历史文献和古史传说为参考，更重要的是，百年考古获得的极为丰富的考古材料，揭示出中华文明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有独特的发展道路，我国学术界理应提出相应的文明标准。根据恩格斯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观点，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出进入文明社会标准：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

　　在距今五千多年前后，中国各区域农业发展，人口增加，区域中心逐步发展为规模宏大的都邑。制作玉器、绿松石器、精致陶器、漆器等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化，并为统治阶层控制。各地区都出现了脱离劳动、专门管理社会事务的阶层，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贵贱分化，形成了不同的阶级，出现了掌握军事与宗教权力的王，及由王控制、依靠社会规范和暴力进行管理的政体——早期国家。都邑内有王居住的宫殿等高级建筑、埋葬王和统治阶层的高等级墓葬，彰显统治阶层身份的礼器和礼制。出现了奴役现象，一部分人为贵族殉葬或被用于宫殿奠基。

　　中国考古学的这些发现，足以证明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物化形态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物化形态所体现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可以证明当时的剩余劳动能够供养公共权力机关，使一部分人脱离生产专门从事管理和精神信仰方面的事务。

　　上述文明标准也适合其他原生文明。不同文明虽然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各有特色，但在出现王权和国家这一制度文明方面是共同的，只是各地彰显王权的方式和国家形态各不相同。在中国，彰显方式如精美的玉礼器、青铜礼器、规模巨大的土木宫殿、模仿地上建筑的墓葬等；在两河流域和古埃及，则用黄金、宝石、宏伟的石砌神庙、金字塔和大型墓室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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