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划定原则及类型特点
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彰显中国精神的重要途径。对此，需对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概念内涵、划定原则及标准、主要类型及根本特点进行深入剖析。其中，划定原则包括：分类识别与分层操作、兼顾中国内部的同一性与外部的参照性、明确同一性具有历时性和多样性、兼具传统与时代相结合；依据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概念界定，回答了划定标准“是什么”“哪里来”“为什么”“怎么样”的问题；主要类型包括地理类、物质类、精神类、历史类、文化艺术类和生活类；在此基础上，从内部同一性的“本体论”维度和外部参照系的“超越论”维度出发，提出了各类型的特点。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重点项目“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研究”（2020－GMZ－005）、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课题“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支撑研究”（SC20ZDZW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龚婷，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讲师；彭佳，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戴登云，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友，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兴全，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时代民族工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习总强调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进而增强各族人民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界也从不同视角对如何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进行了诸多探讨，并取得不少有益研究成果。从整体上看，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或“中华民族形象”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等问题进行了相应论述，而将两者结合起来加以研究的则很少。这是缘于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共同彰显了中华民族精神，也即是：文化符号是民族精神凝练的内核象征、民族形象是民族精神外化的直观展示。可见，将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结合起来加以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在这为数不多的“结合性”研究成果中，主要探讨了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的关系、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各自定义、树立和突出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意义及对策，但对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合和中华民族形象的概念内涵、特点及划定依据等方面的研究很少涉猎。通过上述文献梳理可知，学界不仅要重视将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结合起来开展深入研究，更要科学厘清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概念内涵、划定依据、类型特点等几个基本性理论问题，以便为后续解决如何“树立和突出”的问题奠定理论基础。
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就是凝结了各民族的共同经历、共同历史、共同记忆、共同认可的，由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共同书写的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共同培育的伟大精神，承载着各民族的共同情感和共同价值理念的，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精神风貌、彰显了中华文明范式独特性的标识性符号和形象。
各民族文化系统的内部符号架构，需要达成同一性和多元性之间的动态平衡，这意味着单一的共享符号难以粘结起长期生活在不同民族文化语境下的各族民众。历史事实证明，具有异质性的符号元素并非必须指向某一方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结果，各民族的符号可以在中华民族这一共同空间形成并置、联结或竞合的关系，以差异化的形式和相通的意涵为基础，建立起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符号文本体系。要建立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就必须采用建立符号文本集合的形态，将一系列具有差异性的象征符号通过现代叙事的编织凝结起来，从而建立一种转喻性的联结机制，通过各个符号对不同群体的聚拢，以连贯叙事和核心精神凝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大认同。由于所有的传播都是对符号的编码和解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的形成和发展都以高度认同中华文化为基础。对此，需要对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进行原则及标准的划定。
1.分类识别，分层操作。根据以上关于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概念界定，对其进行原则的划定时，分类识别主要有几种分类方式：其一，依据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划分。其二，依据生产方式进行划分。在2019年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总说“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哺育的。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符号和形象也被称为“有意味的形式”，承载着象征性表意的传达与传播。而不同的生产方式所产生出的文化符号与形象是不同的，归根溯源就是因文化底色不同而产生的。
树立中华民族形象和突出中华文化符号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和向心力，还在于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进而达到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的。对此，除了要做好分类识别外，在此基础上更要做好分层操作，以此不断扩大中华民族形象和中华文化符号的受众传播影响范围。简而言之，就是要对最能代表中华民族形象的中华文化符号进行层次不同的序列编号，并在传播过程中根据效果的好坏及影响因素进行针对性调整或创新性改造。如对俄罗斯精英群体的调查研究表明，大熊猫和龙都是中华文化符号的重要代表，但“中国人一直引以为傲的图腾‘龙’，俄罗斯人本能地产生抵触”，这与调查对象的民族文化特性、心理接受方式紧密相连，在与俄罗斯人相处过程中多用代表憨态温顺的“熊猫”概念往往比代表凶狠残暴的“龙”概念，在交往效果上会更好。
2.既要突出中国内部的同一性，又要强调外部特别是西方的参照。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构成，而灿烂的中华文化则是由各民族文化共同熔铸而成的矛盾综合体，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民族多样性。由于“民族文化既有民族特性，又有中华文化的共性，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每个民族所形成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符号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形象的重要标识”，但如果仅强调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而忽视其同一性，中华文化就犹如一盘散沙，无法凝结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所谓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必须突出中华各民族文化在中国内部的同一性，也就是在中华文化中寻找各民族文化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来源于前文关于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概念界定中所阐述的“十个共同”。
在全球化时代，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国际间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传播还要强调外部特别是西方的参照。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强调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在国际文化传播上建立一套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符号话语体系，而中华文化符号的对外传播与其发生了激烈碰撞并造成了巨大冲击。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虽然中西方文化存在较大差异，但“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文化差异并不意味着文化冲突，文化冲突的产生往往是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鉴不够所导致的。对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为“弥合中西文化的差异，寻求具有共同文化根基的价值观”，划定体现中华民族形象的中华文化符号需要参照西方文化符号的表现形式及表现特征，通过找准两种文化符号的价值连接点，增强西方人对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理解和认同。
3.明确指出中国内部的同一性为历时性和多样性的同一。正如朱炳祥教授所言：“一些原始时代所保留下来的文化符号的各内涵之间看起来总是矛盾的，互不兼容的，七零八落的，但这些按形式逻辑看似无同一性的表象，却是符合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辩证逻辑的”，充分体现了民族文化符号在族内的同一性是历史性和多样性的同一，这也同样适用于对体现中华民族形象的中华文化符号在中国内部的同一性解读。在历时性的“同一”方面，中华文化及其组成部分的各民族文化并非天上掉下来的上帝恩赐，而是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创造、累积而成的劳动成果，并在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得到广泛传播。而“不同传播时代代表了不同时代的文化发展水平和生产技术，推动了不同时代的文化传播；另一方面不同的传播时代又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将文化传播层层推进到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跨文化传播的历时性就在这层层递进、依次叠加的传播脉络中得以宏观地展现”。作为文化传播内容的民族形象和文化符号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跨文化传播中得到不断丰富与完善，被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意义，深刻体现了民族形象和文化符号传播发展的历时性脉络。
在多样性的“同一”方面，民族形象和文化符号作为民族文化构成的主要成分之一，中华文化的多民族性决定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引领下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互鉴中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华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概念的统筹下形成一个有机统一体，各民族文化既相异又相通，享有着共同的文化符号，但一定文化符号的意义表达需结合具体文化语境的对话过程才能加以确定，“符号会按照具体语境的叙事结构和象征结构产生出特定的逻辑意义和象征意义，呈现多样化的意义”。这就意味着同一文化符号在不同文化语境下会呈现不同的意义表达，在划定中华文化符号时，要在不同民族文化语境对话下确定其具体的意义指向。
4.兼具传统与时代相结合的特征。在如何对待文化传统的问题上，习总指出“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也就是要正确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不忘本来、面向未来”中实现中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这为划定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明确了方向——传统与时代相结合。在“传统”层面，凸显对原有体现中华民族形象的中华文化符号的扬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继续弘扬具有时代意义的原有中华文化符号及其体现的中华民族形象。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并非所有的中华文化都是积极的、可取的，应根据时代发展需求对原有体现中华民族形象的中华文化符号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处理，继续发挥其文化传播的正面效应。（2）深入挖掘未被发现的原有中华文化符号及其体现的中华民族形象。这里的“未被发现”，既包括深埋在历史尘埃中未知文化遗产，也包括隐含有意义指向的已知文化遗产，虽然这些文化遗产尚未挖掘、开发出来，但并不否定它们历史原有性的存在事实。
在“时代”方面，突出对原有体现中华民族形象的中华文化符号的创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赋予原有中华文化符号及其体现的中华民族形象的时代新内涵。结合时代发展要求，对原有中华文化符号及其体现的中华民族形象进行意义指向的延伸与拓展，促使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发挥标识性指向作用。（2）创新原有中华文化符号及其体现的中华民族形象的时代新形式。科学把握中华文化符号及其体现的中华民族形象的深刻内涵，结合时代发展条件，以一种全新的形式来传播中华文化符号、体现中华民族形象，如中国高铁。
文化符号具有多样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内部的一切文化符号及其体现的民族形象都能代表中华文化符号、展现中华民族形象。对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划定，必须根据两者的概念界定来加以确立标准。
1.凝结了各民族的共同经历、共同历史、共同记忆，回答了划定标准“是什么”的问题。在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看来，“文化不仅包括知识与信仰，艺术与风俗，道德与法律这些可见的东西，更包括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能力和习惯等一些不可见的东西”，强调了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而存在，是人类社会生活经验的总和，包括生活经历、生活历史和生活记忆，是文化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中华文化作为一种由56个单一型民族文化共同创造的复合型文化，其内容构成必然包含各民族的共同经历、共同历史、共同记忆；否则，就不能称为中华文化。同理，如果划定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不能体现各民族的共同经历、共同历史、共同记忆，就不能称为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
2.由各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创造、共同认可，回答了划定标准“哪里来”的问题。在历史唯物论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历史活动的主体”，这种创造活动的实践动力来源于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发展需求的不断满足。从这个角度看，各民族的共同经历、共同历史和共同记忆就只能来源于各族人民在共同生产生活的实践过程同创造的，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一种文化符号的重要标识。由于“中国传统符号是指承载着中华文化文脉的形象符号，具有一致认可的形象特征和固定含义，其背后蕴藏和印证着文化的传承与历史的演变”，这就意味着并非中国历史上或当下存在的一切文化符号都属于中华文化符号范畴，只有得到“一致认可”，才具有确定意义。
3.承载着各民族的共同情感、共同精神、共同价值理念，回答了划定标准“为什么”的问题。各民族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创造形成了共同经历、共同历史和共同记忆，而这些经历、历史和记忆要得到各民族的共同认可，有赖于各民族是否在共同生活创造过程中体验与收获共同情感、凝结与发扬共同精神、树立与践行共同价值理念。这是缘于人是有思想、有情感的社会性动物，人们往往因情感共通亲近起来、因精神共振凝聚起来、因价值共鸣走到一起。人在社会实践劳动的分工协作过程中建立了各种关系，对这些关系的处理与运用往往体现了一定情感态度和价值理念，而这些关系综合作用的结果背后又体现了一定精神力量的支撑。可见，各民族在共同生活创造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地会遭遇诸如心理情感、价值观念和精神意志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华文化作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生活创造的智慧结晶，只有承载着各民族共同情感、共同精神、共同价值理念的中华文化才能得到各民族的共同认可。
4.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精神风貌，彰显了中华文明范式的独特性，回答了划定标准“怎么样”的问题。文化因差异而显得独特，因独特而标识醒目。对于中华文化而言，要突出中华文化符号、树立中华民族形象，就必须体现中华民族独特精神风貌、彰显中华文明独特范式；否则，平淡无奇的中华文化将在国内外各种文化交流浪潮中面临被湮没的危险。那么，如何赋予中华文化的独特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能否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对核心价值的解释，关乎它的文化传统、社会理想、行为秩序，构成了它的文化优势与特性，能够体现‘国民精神’的文化独特性和多样性”，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独特精神风貌和文化自信。可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揭示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生活的伟大复兴梦想和价值追求，展示了新时代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气质和精神品格。（2）能否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范式。在特里·伊格尔顿看来，“社会主义共同文化观的充分涵义是，应该在全民族的集体实践中不断重新创造和重新定义整个生活方式，而不是把别人的现成意义和价值拿来进行被动的生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当植根自身民族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构建范式，在国内外文化交流互鉴场域中突出中华文化的独特性。
中华文化的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具有三个层次：空间疆域、历史活动、文化创造，与之相应，由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也可分成三个层次：空间疆域的层次、历史生成的层次、符号生产的层次。由于不同层次的文化符号和民族形象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可通过深入分析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主要类型，进而总结归纳其根本特点。
1.地理类：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等。由于人的存在总是现实性的，这就决定了人的存在发展总是寓于一定地域范围内开展各种实践而繁衍生息的，在改造自然世界的同时，开辟了人类世界、创造了人类文明。由此，在人的实践作用影响下，自然地理衍生出了人文地理，整个世界形成了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并存的地理样貌。人在一定地理环境中通过与特定事物的长期朝夕相处往往逐渐滋生出一种别样情感，这种情感深刻表达了一定地域的人对特定地理事物的热爱和依恋之情，而“典型的地理事物承载着人们的文化意蕴、生活期许”，构成了人们共享的地理事物符号。从属人性上看，这些符号具有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之分。
2.物质类：各种具有代表性的物质文明遗产等。中华文明是世界五大古老文明之一且从未中断。从横向上看，中华各民族不仅在各自生活区域内凭借各自的勤劳智慧创造了宝贵的物质文明财富，还随着族际间各种交往交流的频繁化、广泛化，区域间各民族共同创造物质文明财富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对区域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从纵向上看，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这些物质文明财富变得日益丰富，原有物质文明财富为新增物质文明财富的创造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区域社会发展的珍贵遗产，在民族区域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具有代表性的物质文明遗产集成了各民族团结进步的共同历史记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突显了中华文化的符号特色。
3.精神类：包括具有各种象征性的精神标识。正如习总所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体现了一种奋发有为、昂扬上进的精神状态。回望过去，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创造伟大的物质文明，是缘于伟大物质文明的创造过程所昭示的伟大奋斗精神，这种精神是支撑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多年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密码，是中华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象征性精神标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面貌、精神风格和精神气质。从形态上看，这种精神既体现为无形的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又蕴含在国旗、国徽、长江及各层级的英雄人物、精神偶像、领袖等各种有形物质载体的内涵解读中。
4.历史类：包括各民族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各类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等。社会记忆有个体与集体之分，“而在集体记忆中，有一部分以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也称作“历史记忆”。各民族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各类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由于熟知度高、影响面广，成为各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由于“记忆不是一个复制问题，而是一个建构问题”，且一定思维或价值的传导又往往需借助于符号的表达，这就决定了建构历史记忆离不开对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有效的符号表达——历史人物或事件的核心价值，否则记忆将面临因时代变迁而被遗忘的危险。由此，对各民族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各类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的符号化转换就构成了中华文化符号的一部分，成为中华民族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
5.文化艺术类：包括各种具有代表性的神话史诗、宗教信仰、制度创造、文学艺术生产和核心的思想价值理念等。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民间文化艺术作品，凝结着各民族的智力和心力，“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民间文艺总能以其独特的共同注意力、感染力和号召力，使各民族团结在一起，成为照亮各族人民心灵的灯塔，成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依托，也成为各民族情感交流的纽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认同基础。而作为文化艺术类的中华文化符号，又可分为三个方面：其一，在精神方面主要包括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思想理论观念和核心价值体系等；其二，在技艺方面主要包括各民族文学艺术的生产艺术或工艺、制度创造等；其三，在器物方面主要包括各民族的神话史诗、音乐舞蹈等。这些文化符号都以其特定的形式诠释着中华民族内涵、展示着中华民族形象。
6.生活类：包括各种具有代表性的生活习俗、民间传统、衣食住行、节日庆典等。从文化社会学角度看，文化也可以说是对人们社会生活过程反映的集中体现，而人的社会生活就是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这种文化特质包括各种具有代表性的生活习俗、民间传统、衣食住行、节日庆典等。如端午节作为中国重要传统民俗大节之一，具有祈福攘灾、辟邪纳吉、欢庆娱乐之意，承载者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祝福，成为各民族的共享节日且有着一脉相承的相同或相似仪式（感），只是不同民族对其进行寓意解读时有所差别，傣族的棕包节、藏族的采花节、彝族的都阳节都彰显了端午节在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
“中国”是一个其地理边界不断流动的、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而生成的、由各民族族群和文化所共同缔造的超大“国家”、超大社会体系和超大文明共同体。由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即这一超大“国家”、超大社会体系和超大文明共同体的根本特点的符号表征和形象凝结。这一超大“国家”、超大社会体系和超大文明共同体的根本特点是什么呢？
1.从其内部同一性的角度看，具有如下特点：其一，标举和谐共生，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生关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崇尚仁者爱人、天人合一。
其二，包容多元性和差异性，视世界为一个有生命的差异错置的体系，中国56个民族各有各的特色，又同心共铸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而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强基石。
其三，世界大同，倾向于一种大一统的社会治理秩序，自觉维护社会的稳定，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家国一体，以国为家，讲信修睦，天下一家。
其四，自强不息，在日常生活和艺术追求中寻求精神的超越，最高的艺术境界即最高的生命境界，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既是对现实的描画，也是生命对外界的感悟，既有超然物外的高雅，又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孜孜不倦，生生不息。
2.从其外部参照性的角度看，上述特点与西方文明迥然有别：其一，否定和超越了西方文明所张扬的对立性的关系理性，追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例如美国历史学界兴起的“新清史”运动，夸大清代满汉族群之间文化的差异性，强调满汉族群的对立性，而刻意忽略满汉族群之间的交融，旨在否定中华民族一体化的进程，挑拨满族同胞脱离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则尊重并保护满族的族群文化，同时又强调中华大家庭的观念，一体多元，多元里面有主元，和谐共存，团结一致向前进。
其二，否定和超越了西方文明所追求的同质性世界，更加尊重世界的客观实际。西方文明的主体形成于教会主导下的罗马帝国时期，于15世纪向全球扩张，同时传播教文明，根除世界各地的原生态文化。而历史上中华文明则以文化魅力吸引周边的族裔主动向化，成为儒家文明圈的一份子，而非通过武力征服与殖民剥削。
其三，否定和拒绝了西方文明所渴求的霸权性世界秩序，自觉建构一种由超霸权国家和文明所主导的世界秩序。西方文明一直标榜征服，借着自身的科技与武力的优势，打着“自由”、“”、“普世价值”、“”等旗号，强迫非西方文明从属于西方殖民者构建的霸权秩序。中华文明则强调天下一家，中外一家，以和谐共存的理念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四，批判和否定了西方文明的外在超越之路，努力实现一种内在的超越。西方文明强调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以自我为中心，渲染文明冲突论、宣传历史终结论，借此打压异己。而中华文明则看重自身的道德修为，以仁者爱人为核心，倡导“仁义礼智信”的价值理念，遵从先修身而后方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处世之道，追求的是内在超越、提升自己，从而转益于他人。
总之，“中国”这一超大“国家”、超大社会体系和超大文明共同体，质疑、动摇了现代西方文明所建构的民族国家理论、哲学、历史哲学、世界体系等的所谓合法性。由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类型的核心内容，即在它们身上所凝结与表征出来的上述内部同一性与外部参照性。这些内部同一性和外部参照性，即它们的标识性特征。
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是去西方中心文明观的重要思想路径。从文明史实及文化发展来看，文明是多元生成的，并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正如习总所言：“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文明是人类智慧共同熔铸而成的，应当以史为鉴，努力建构全球化语境下的世界多元文明新格局。
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实施路径。文化本来没有就高低贵贱之分，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文化灿若满天星斗，东西南北中都有杰出的文化成就，并在相互交往交流交融中产生了中华文化。而没有文化的高度自信，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对于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基因，滋养中华文化血脉，展现中华文明气度，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大舞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鲜活而有生命，而生命是会延续的，在此过程中既积淀了厚重的历史，又穿透了轻薄的现实，勾连天地，融通古今。它不仅是过去的一束暖光与明亮，今后会成为灿烂的阳光与引领。庄子《逍遥游》言“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与光也，不亦难乎。”中华民族的明天一定会更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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