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教育研究范式变革趋势

　　教育研究是推动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和教育改革创新的支撑力量，加强和改进教育研究，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探索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推动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各级各类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对教育研究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新挑战，教育研究范式也应当与时俱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扎根中国教育实践，守正创新，博采众长。

　　毋庸置疑，教育研究基本目的是对教育问题进行解释和分析，提出一些新观点或新主张。但是，长期以来，教育研究工作只是止于这种教育知识的生产，把发表论文、出版专著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至于对它们所反映的对象——教育实践——产生什么样影响，则很少关心。在这种研究范式下，教育知识生产与教育实践改进之间存在明显脱节，总体上降低了教育研究对教育实践改革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使得教育实践改进始终停留在经验摸索层面，很少得到教育专业研究的支撑。

　　这种问题已经引起了教育决策者、管理者、实践者包括研究者的高度关注。教育决策者呼吁教育研究胸怀“国之大者”，回应教育实践需求，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服务教育改革创新。教育管理者和实践者真诚欢迎教育研究工作者到教育一线去，不仅搜集研究所需要的各种数据，更要基于研究发现提出明确的工作改进意见建议。教育研究者也对传统的以论文和著作产出为标志的教育研究目的观进行批判性反思，希望能够通过研究去助力教育系统的不断改进和完善，提出一种从实践到认识再回到实践的完整认识路线和“学术—实践共同体”主张，展现教育研究的社会责任和实践情怀。

　　学科是人为划分的知识体系，学科制度的形成对于近代以来人类知识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学科主义也将研究者的视野限制在狭小的学科范围之内，影响到对实际问题的全面、深入和系统认识，学科壁垒对于科学研究的掣肘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在这种大的学科制度下，教育研究长期以来也囿于各自学科围墙，研究高等教育的与研究基础教育的、研究教育史的与研究教育经济学的，彼此界限分明，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学术小圈子，很少越雷池一步，生怕出现学科身份认同危机。

　　这种单学科基础上的教育研究范式在解释真实的教育问题时明显力不从心。这是因为，真实的教育问题从来就不是诞生在学科世界中的，而是带有高度的复杂性。对真实教育问题的描述、解释和分析所需要的理论和方法，需要而且必须综合应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多视角、多领域、多层次开展研究。当前，教育研究特别要重视人工智能、认知神经科学、物联网等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新挑战、提出的新课题和激发的新思想。只有这样，教育研究才能够走出基于单一学科研究产生的“盲人摸象”困境，最大可能地形成对于教育问题的系统观和整体观，把握住教育问题的本质和边界条件，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

　　科研组织是影响科研生产率和学术创新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教育研究在组织形式上存在重个人兴趣以及由此产生的“小而散”的特点。“小”指研究团队规模小，几个人的小团队很常见；“散”指不同研究团队之间缺乏协同组织，哪怕是研究同样的问题，也各做各的，没有共同认可的方向、目标和研究路线。这种教育研究的组织形式与上述传统的教育研究目的、单一学科的研究基础具有高度相关性，与以往科研评价制度重第一项目负责人、重有独立承担的项目等也有关系。这种方式在一些教育研究领域如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哲学等研究中有其合理性，将来也应当予以尊重，但是，在大多数教育科学问题、政策问题、实践问题和技术问题等研究中，这种研究组织形式存在很大不足，极大地影响了这些领域教育研究的水平和质量。

　　当前的教育研究正在从注重个人兴趣的“小而散”的研究和小样本实证研究逐渐发展为重多学科共同参与的大规模研究、实践改进研究和持续跟踪研究。在这种新的教育研究组织形式中，教育研究者可考虑参考自然和社会科学中的大科学、大工程团队等科研组织模式，并根据教育研究的实际情况创新组织模式，包括教育研究者与教育实践者的合作研究模式。在有组织的教育研究中，研究者们可以跃出自己所在二级学科的小天地，围绕国家教育改革创新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前沿问题和重大问题，开展多学科、跨学科的密集、深入、持久的讨论与创新。科研组织方式的转变，是提升教育研究服务国家和地区教育改革发展能力的一个重要基础。

　　中国教育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独树一帜，但是学科化的教育研究和整个教育学科制度却由国外引进，国外的教育学对中国教育研究影响甚深。这种状况在其他的社会科学领域中也是一样。它一方面反映了我国教育研究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主意识不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统教育研究范式对我国传统教育文化和当下教育实践的疏离。

　　着眼于我国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和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体系构建，这种重国外理论借鉴的研究路径局限性越来越大，国外理论在解释和解决中国教育问题上的有效性越来越低。这就迫切地要求中国当代教育研究者探索一种新的教育研究路径，深入中国教育实践，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从理论上总结凝练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经验，加快推动本土教育理论建构，完成前辈教育学家们未竟的“教育学中国化”使命，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我们欣喜地看到，近些年来，以顾明远为代表的比较教育学团队和以叶澜为代表的教育学原理团队已经在构建本土教育理论体系方面做出了表率。

　　教育既具有民族性，也具有世界性。教育思想、制度和实践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是当代各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共同路径。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也都面临着质量、公平和活力等共同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取得的突出成就一方面有力支持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也逐渐引起世界各国从教育决策部门到一线中小学教师的积极关注。近些年，中国在发展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教师教育以及教育反贫困等领域所秉持的理念、颁布的政策和积累的经验也开始走向世界，“中国经验”“中国案例”开始出现在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的教育政策文件中。

　　适应这种新时代教育交流与合作关系变化的新形势新需要，我国的教育研究一方面应当继续做好中国问题的研究，向国外介绍中国教育政策和实践中独具特色的核心理念和可借鉴、可推广、可复制的优秀经验；另一方面，也应当注重建立广泛的国际联合研究网络，开展面向未来的全球教育问题研究，为全球共性的教育问题解决和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提升中国教育研究者和科研项目的全球影响力、贡献度和话语权。

　　目前，我国教育研究者开展国际联合研究的积极性不断增强，联合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拓宽，对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亚太经合组织等的相关政策制定和评估产生积极贡献。今后，不管是教育研究的哪个领域，都应该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自主的姿态，进一步加强对全球或区域教育问题的研究，传播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教育事业更好地服务于人类永续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我国近年来形成的以上教育研究范式变革趋势，彰显出我国教育学者在新时代的学术自信和使命担当。当然，范式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教育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强烈共识和外部相应政策条件的支持。从内部条件而言，需要教育研究者同行们对原有范式的深刻自省与对新范式的持续探索和完善；从外部条件而言，则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位教育研究与教育政策、教育实践的关系，推动教育学科制度包括人才培养制度的重建，培育指向教育实践系统改进的教育学文化。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发展转型。

　　自由、、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所谓“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普世价值”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被窄化为特定的西方价值。所以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普世价值”观念，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做好国际传播，要做很多的研究，做到知己知彼，只有研究不断深入，拿出来确切的、有说服力的资料，才能增加我们对外传播中的论述能力和说服力。

　　拓展监督的深度和广度，搭建“互联网+监督”平台，将具有强大公信力、权威性的传统新闻媒体与更迅捷、更开放的新媒体相融合，充分发挥社会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合力。

　　通过数字生产力的动力变革、绿色生产力的理念变革和蓝色经济的空间变革必将加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现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加速实现。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影响国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具有重大影响。

　　坚持“以我为主”，多措并举建立和强化多元协同供应体系，增强持续稳定供应的能力；完善能源资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双向管控，全面实施能源资源节约战略，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要想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既要立足于中国大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回答好中国之问；又要拓展世界眼光、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回答好世界之问。

　　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为传统产业带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及高水平供求动态平衡的加快实现提供了新思路。

　　所谓网络意识形态，是指多元主体在互联网空间映现社会关系而形成的认知系统，借助网络工具得以呈现于网络空间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其形成、呈现和发展依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对现实实践具有反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更好发挥园区产业和资源优势，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体系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系统，构建体系是一件繁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在总体观指导下构建现代化总体性体系任重道远，需要政学各界通力合作、坚持不懈、不断探索。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以独立、自主、安全的高质量发展为指引，积极推动全面、开放、协同、包容、可持续的引领性创新。

　　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续写了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伟大辉煌，擘画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当然是“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但是人口规模巨大这一典型特征也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带来优势，充分认识并利用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可以缓解艰巨性和复杂性。

　　伟大斗争锻造了中国党坚忍不拔的意志、无私无畏的勇气、不怕牺牲的精神、百折不挠的品质，这是百年大党的成功之道和青春密码，是我们赢得胜利和继续胜利的不竭力量源泉。

　　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发展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导向，这样就能很好地衔接起“共同”和“富裕”的关系。

　　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进行一些政策上的重大调整，使得我们的整个发展模式、增长机制和分配机制更加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才能最终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目标。

　　共同富裕是人类的理想社会形态，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也符合中国从贫穷到小康再到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逻辑。实现共同富裕要致力于三个方面：一是上不封顶，二是要保底，三是要扩中。

　　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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