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谆意重！带您品读习十大人才用典
习总历来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党的以来，习曾多次就人才工作发表重要论述，就如何识才、爱才、敬才、用才、引才、育才，以及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等话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同时，他还大量引用有关中国古代人才思想的典故，用以阐释新时期人才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
为此，特邀请《习用典》典故释义作者、《学习时报》“用典释义”专栏作者、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杨立新从习总讲话文章中遴选出使用频率高、影响深远、最能体现习人才思想的典故10则，以飨读者。
——2018年7月3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线日《在中国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7年3月4日，习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的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委员时的讲线日《在庆祝中国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线日《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线日《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线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是习对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化用。孟子认为，君子有三大快乐，其第三大快乐即“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就是得到天下的优秀人才并教育他们。孟子认为，君子有这三大快乐，即使称王天下也不在其中。习将“天下英才”由教育对象易为使用对象，将“天下英才”由被动的“得”变成主动的“聚”，既是语言的创新，又是思想的升华。“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是习人才思想的精髓。2013年6月28日，习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只有这样，才能使大批好干部源源不断涌现出来，才能使大家的聪明才智充分释放出来。同年10月21日，习在出席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时指出，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没有一支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难以顺利实现。
早在正定期间，为把当地经济搞上去，习就果敢推出了震动全国的“人才九条”，面向全国招贤纳士，为正定发展破局开路。党的以来，习总从执政兴国的高度，多次对人才强国作出重要论述，强调指出：“当今世界聚才、用才，应该包括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的人才，也就是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再次强调“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号召“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优秀人才聚集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
——2006年9月13日《越是艰苦环境，越能磨练干部品质》（《之江新语》222页）——1990年3月《从政杂谈》（《摆脱贫困》32页）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阐述了凡成大事者必须从基层做起的道理。“州部”指古代基层行政单位；“卒伍”为古代军队编制，五人为伍，百人为卒。韩非子强调国家的文臣武将，特别是高级官员和将领的选拔，一定要有基层实际工作经验。因为这些人来自基层，更了解战场的形势和百姓的疾苦，也就能够更好地处理政务，领兵作战；反之，如果缺乏基层历练，就有可能纸上谈兵，误国误民。
习总在讲话文章中多次引用韩非子的这句名言，体现了他的人才观。习曾多次强调，“基层实践是培养锻炼干部的‘练兵场’。”“地方尤其是基层一线是领导干部了解实际、向广大群众学习的好课堂，也是领导干部磨练作风、提高素质的大考场。到地方和基层一线工作，同基层干部和群众一起摸爬滚打，对于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增长领导才干、积累实践经验、加快成熟至关重要。”“干部有了丰富的基层经历，就能更好树立群众观点，知道国情，知道人民需要什么，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各方面经验和专业知识，增强工作能力和才干。”习还曾以自己的知青岁月现身说法：“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线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出自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命令州郡举荐贤才的诏书。意思是，要建立不寻常的功业，必须依靠不寻常的人才。汉武帝始终将自己定位为一位“常人所异”的帝王，他一生中所用多为“非常之人”，诸如卫青、霍去病等人；所做多为“非常之事”；所成多为“非常之功”。故《汉书》赞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
习总在对科技界和文化界的两次讲话中，都引用了“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可谓意味深长。2014年6月9日，习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尊重人才，是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习指出，人是事业发展最关键的因素。文艺界是思想活跃的地方，也是创造力充沛的地方，济济多士，英才辈出。我国文艺事业要实现繁荣发展，就必须培养人才、发现人才、珍惜人才、凝聚人才。2016年3月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即着眼于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解放和增强人才活力，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从管理体制、工作机制和组织领导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为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提供了重要遵循。
——2018年5月28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线日《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魏源是近代中国转型时期的思想家，他在倡导经世致用思想的同时，形成了全面而深刻的人才思想与理念。身处嘉道之际的大变革时代，魏源痛感清王朝国势日危，而有志之士不能展其抱负，故提出“古之得人家国者，先得其贤才”，把人才视为关乎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他敦请统治者营造一个适合人才发展的宽松环境，在其哲学论著《默觚·治篇》中说：“国家之有人材，犹山川之有草木，蔚然羽仪，而非山麓高大深厚之气不能生也。” 魏源指出由于下知上易、上知下难，因此君主只要不以高位自居，能够谦逊待人、礼贤下士，人材就有与君主接近的机会，从而得到国家的选拔任用。并揭示出人才使用中的一种现象：“人材者，求之则愈出，置之则愈匮。”意思是对于人才，越求贤若渴就会越来越多，越弃之不用就会越来越少。2018年4月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习总引用此典指出：“海南要坚持广揽人才，在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上有突破，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创新人才培养支持机制，构建更加开放的引才机制，全面提升人才服务水平，让各类人才在海南各尽其用、各展其才。”时隔一个半月，他又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再次引用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放手使用优秀青年人才，为青年人才成才铺路搭桥，让他们成为有思想、有情怀、有责任、有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人。”
《资治通鉴》记载了中国历史上一次非常惨痛的用人教训，春秋末年晋国大夫智宣子错误地选择了多才少德的智伯为继承人，结果导致强大的智氏家族遭致灭族之祸。为此，北宋史学家司马光评论道：“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并提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的著名论断。意思是才能是德行的凭借，德行是才能的统帅。司马光按才德的不同构成将人才分成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并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观点：“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可见，司马光的人才思想是以德为先，才德若不能两全，“宁舍才而取德”。
对于司马光的这一观点，在2015年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习总有深入详细的解读和分析。他说，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现在干部出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很多领导干部犯错误，最后在忏悔书中都说对党章和党规党纪不了解、不熟悉，出了事重新学习后幡然醒悟，惊出一身汗。如果把党章和党规党纪学好了、掌握了，又自觉遵守了，防患于未然，就可以防止一些干部今天是“好干部”、明天是“阶下囚”的现象。因此，党性教育是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党人的“心学”。
《策林》是唐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参加制举考试前，拟作的一部时事论文集，共七十五篇。在《策林》之十四“辨兴亡之由”中，白居易提出了如下用人观点：“邦之兴，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得其人，失其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意思是说，国家兴盛，由于得到人才；国家灭亡，由于丧失人才。得人也好，失人也好，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长期变化积累的结果。“其所由来者渐矣”的“渐”，是一个量变过程，而量变必然会引起质变。白居易警告说，用人上的不正之风长期存在，久而久之，必然会导致严重后果。
2013年在参加河北省委班子专题生活会时，习总强调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他引用白居易《策林》中的这段话，并由此生发道：“杭州雷峰塔是怎么倒掉的？鲁迅有个论述，就是因为去捡砖的人多啊，今天你拿一块，明天他拿一块，最后塔就轰然倒掉了。倒下来是顷刻之间的事，但过程是渐进的。有的事，总觉得不是燃眉之急的事，但恰恰是危亡之渐啊！” 他以此要求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要建立科学规范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形成激励干部求真务实的有效机制，使那些重实际、说实话、务实事、求实效的干部，不仅不吃亏，而且受到鼓励、褒奖、重用；使那些做表面文章、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干部，不仅捞不到好处，而且受到批评和惩处。
清朝末年，外患日亟，国事艰难。晚清重臣张之洞深感欲挽救民族危亡，必须创建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因此首倡开办新学之风。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二月，张之洞向清廷上呈《创设储才学堂折》，提出在南京设立储才学堂。他忧心如焚地说：“窃维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方今时局孔亟，事事需材，若不广为培养，材自何来?”这段话阐述了国家、人才、学校三者之间的关系，张之洞认为，国家的强盛要靠人才，人才的培养要靠学校，而建立新式学堂，“为造就人材之实际，规画（通‘划’）富强之本源”。在奏折中，张之洞分析了当时的教育状况，“古者四民为重，各有相传学业。晚近惟士有学，若农、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材。转不如西洋各国之事事设学，处处设学。”他主张培养社会急需的实用人才，“分立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大纲”，认为这四门学科“皆有益国计民生之大端”。
习总高度重视人才工作，早在2013年庆祝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大会讲话中就指出：“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没有一支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难以顺利实现。” 2018年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又引用“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才是第一资源。指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高校只有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人这个根本才能办好，才能办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出自《资治通鉴》。意思是说，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司马光指出，识别人才的根本在于领导者至公至明。领导者至公至明，那么下属有无能力便会一目了然，无所遁形；如果不公不明，那么考绩之法，只能成为徇私、欺骗的凭借。按照司马光的观点，制度也好，知人也好，是工具、形式，属于器用层面；要使制度行之有效，人才选用妥善，在于领导者是否“至公”，审断是否“至明”，这是道的层面，从而直指人的本心。
2013年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总强调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治国之要，首在用人。好干部成长起来了，培养出来了，关键还是要用。不用，或者用不好，最终等于还是没有好干部。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
《默觚》是中国近代思想家魏源的哲学著作，分《学篇》《治篇》两部分。魏源在评价历代用人制度的得失和揭露清政府用人制度的弊端时，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思想：“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意思是，不知道一个人的短处，又不知道一个人的长处，不能发现一个人长处中的短处，也不能发现一个人短处中的长处，那么就不能够使用人，不能够教育人。为此，魏源提出了正确的用人育人方法：“用人者，取人之长，辟（同‘避’）人之短；教人者，之长，去人之短也。”魏源的人才思想充满了辩证法，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顾嗣协的这首哲理小诗，揭示了物各有所用、各有其利，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因此要因材施用、用人所长、避其所短的辩证道理。“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形象地告诉人们一个“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芸芸众生，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全才是没有的，再伟大的天才总也有不如人的方面。生而为人，只有具备了这种自知之明的心态，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强项和弱项、优势和劣势、长处和短处，才有可能找准适当的人生坐标，从而赢得成功。如果舍长就短，即使智者也会捉襟见肘、无能为力。故作者提出：“生材贵适用，幸勿多苛求。”人才贵在适用，不必过于苛求，只要有某方面的才能就可以予以任用；过多苛求，强人所难，只会把大批人才拒之门外。表达了作者人尽其才的人才观。
在201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讲话中，习总强调指出：“用人得当，就要科学合理使用干部，也就是说要用当其时、用其所长。”并引用顾嗣协的《杂兴》诗说：“用什么人、用在什么岗位，一定要从工作需要出发，以事择人，不能简单把职位作为奖励干部的手段。”他号召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只有这样，才能使大批好干部源源不断涌现出来，才能使大家的聪明才智充分释放出来。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