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本质！

　　我们总是会用一些小概率事件标榜自己：名牌大学毕业不还是给别人打工，成功人士还有那么多都没怎么读过书。

　　教育与地产绑定催生天价学位房。教育变成了拼爹妈、拼资源的残酷竞技。为此，一些城市中产付出两个家庭、两代人的积蓄，提前透支三代人的消费及养老。

　　教育以考分为标准催生庞大的教育培训产业。教育变成了做题、考试的选拔游戏，筛选的是智力与毅力，与知识思想、独立思考无关，偏离了教育的本质。

　　过去十多年，只有两类东西跑赢了货币增速：一是一线城市的学位房，二是教育培训的价格。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的巨大能量，也可以感受到其中的焦虑。

　　家庭作业现场每晚都在爆发唾沫横飞的战斗，是中国父母过度焦虑了吗？教辅培训现场每天都在贯彻毛坦厂模式，这锅教辅培训企业该不该背？

　　中国的教育问题和教育的中国问题，后者依然是一个更为根本的视角。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中国教育的内卷与出路。

　　在农耕时代，欧洲是一个阶级固化的社会，没有文官系统，也没有教育系统。学习、研究与艺术被贵族垄断。古代中国的阶级固化程度要比欧洲低一些，主要是因为有科举考试和文官系统。当时教育的目的不是让人更有智慧，而是通过考科举获取进入统治阶级的门票。考取功名的人才有资格进入文官系统，得到阶级上的晋升。统治者利用知识垄断、考试竞赛和文官制度，将知识分子提拔为王室之下的猎食者，成为农耕社会内卷化的既得势力。

　　但是，当时没有公共教育，只有私人教育，规模较大的宗族及门阀氏族可以提供私塾教育，大多数人还是无法接受教育，也不愿意接受教育。

　　教育是一项高成本、长周期的投资。大多数普通家庭都无法承担这项成本，与其花大量时间学习，不如让孩子尽早种田，获得当期收益。

　　进入近代社会，欧美意识到教育的作用，一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教育，降低家庭的教育负担，另一方面禁止企业雇佣童工。

　　公共教育资源越不足、越不公平，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投资风险就越大。一般来说，农村的公共教育要弱于城市，落后地区的公共教育要弱于发达地区。如此，农村及落后地区的家庭，在教育投资方面的风险更大。当这个风险达到一定程度，低收入家庭就直接放弃对孩子教育的私人投入。

　　比如，70后、80后这两代人，有不少农村学生辍学，或放弃努力学习。当时的农村公共教育落后，农村孩子考上大学的难度极大，家庭根本无法投入足够的私人教育，包括教辅、转学以及家长的时间。多数家长都没有能力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帮助孩子学习进步。

　　在公共教育匮乏的地区，越是贫穷的家庭，越不愿意投入教育，下一代的竞争力更差，陷入代际贫困。这样就会陷入“贫穷陷阱”。

　　因为多生育是低收入家庭降低风险的理性选择。如果公共教育资源不足，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成材率低下，考上好大学的概率很低，那么，低收入家庭投资教育风险就很大。他们根本无法承受这种风险，而少生孩子会加大这种风险。如果只有一个孩子，孩子长大后收入不高，自己又没有社保，养老都成问题。如今，农村确实存在这类家庭。反过来，与对一个孩子投入教育相比，多生一个孩子的风险更低、回报率更高。低收入家庭很自然倾向于多生几个孩子，降低家庭繁衍的风险，分摊养老压力。

　　有些人指责低收入家庭多生育，其实是不恰当的。这是他们在公共教育不足的情况下降低家庭风险、摆脱贫困陷阱的无奈选择。

　　其实，低收入家庭并非盲目生娃、粗生放养。他们也有一些策略，比如两代人抱团突围。如果能够跑出一个学习天赋好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共同支持他上学。通常，这个人往往是最小的弟弟。这相当于用两代人的努力积累原始资本，只要一个考上大学，整个家庭的命运可能被改变。这种故事在60后、70后农村家庭中不难见到。

　　80后、90后不少是独生子女，兄弟抱团突围的故事少了。一些农村父母努力节约积累原始资本支持孩子上学。这就是砸锅卖铁的故事。这导致整个家庭紧绷，父母期望高，孩子压力大，偏向于功利主义，渴望快速收回成本，补偿父母节衣缩食的牺牲。这种教育投资模式容易导致孩子缺乏创造力和社会竞争力。

　　这在广大农村乃至城市都极为普遍，只是程度上有差异。为了节约资本获取最快回报，把所有时间与精力都投入到应试中去，从小开启毛坦厂模式。学生在这种模式下缺乏综合素质的培养，缺乏独立的思维和思想。它好比军备竞赛，把所有资源都集中在武力上，但方面滞后，最终拖累了整体竞争力。本质上，这也是贫穷陷阱的一种表现。但是，这已是多数农村孩子赢得这场教育选拔竞赛的唯一希望。

　　所以，公共教育资源是突破贫困陷阱的关键钥匙。政府对公共教育的投入，相当于给家庭支付这笔教育投资，节省了低收入家庭的原始资本。只有大量投入公共教育，才能让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安心上学，才可能摆脱贫穷陷阱。

　　城市的公共教育资源要比农村好得多，中产普遍具备一定的财力与知识投入教育，他们更愿意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一个或少部分孩子上。贫困家庭的策略是多生少育，城市中产则相反，是少生优育。这样的预期收益是更大的，预期风险是更小的。所以，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生育率会下降，中产家庭的边际生育倾向在“育”上。

　　中产摆脱贫穷陷阱的办法是代际模式。父母这一代人凭借自己的力量摆脱了贫困，获得了一定的原始资本积累，然后用这笔资本投入到儿女的长周期的教育中，希望下一代更具竞争力。这种代际模式相当于将家庭视为一个竞争组织，是最有效率的。

　　如今，教育拼的是智力、毅力和家庭资源。低收入家庭没有足够的资源，在毅力上的管控有限，只能在智力上拼运气，多生几个孩子或许有个天赋不错的。但是，中产家庭拼教育是系统的、全方位的。当教育变成了人才选拔机制，压力最大的应该是城市中产。他们将所有资源集中到一个两个孩子身上血拼。

　　拼智力，中产家庭让三岁甚至更小的孩子接受各种培训，包括知识、技能、艺术与思维，担心孩子的智力发育上落后。

　　拼毅力，中产家长十年如一日地陪伴孩子，帮助孩子养成严谨的学习习惯，打持久战。长期陪写作业和辅导接送，考验孩子的毅力，也考验父母的毅力。

　　拼资源，最主要是学位房，然后才是高价教辅。购买学位房，意味着抢占了好的公共教育资源，为小孩的学习环境与朋友圈铺好路。同时，大量购买网上网下辅导课。

　　我们教育系统选拔的人才有什么差异？名校、985、211和普通本科的学生，他们之间的差异，主要就在智力、毅力和家庭资源上。这套选拔系统与学习什么内容、掌握什么知识、是否具备独立思维无关。如果考试考易经或西班牙语，结果也不会有太大变化。与智力、毅力相比，现在越来越趋于家庭资源的比拼。

　　城市教育公共资源虽更加充足，但是不均衡。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集中到了名校，名校的学位房也水涨船高。如今，大城市中考的压力要大于高考，读个好初中有助于上好高中，好高中考上好大学的概率要大得多。而上好初中不是由成绩决定的，而是由初中、小学学位房决定的。如此，倒推回来，城市中产拼教育，越来越趋于拼学位房、上名校，也就是拼家庭资源。近些年，寒门出贵子的概率正在下降。深圳四大名校的重本录取率都在90%以上，而很多普通高中考上重点大学的数量只有个位数。

　　不同级别的学位房，对应不同学校，对应不同的升学机会及朋友圈。目前，这条道路越来越清晰。高价学位房提升重点高中的录取概率，重点高中提升录取重点大学的概率，重点大学提升进入大型机构的概率。全国985高校本科毕业生主要就业方向是央企、国企、大型企业、公共机构，还有部分读研及留学。央企及大型企业对重点大学对口校招，同时为毕业生安排了一条职业通道。非重点高校学生及社会求职人员难有进入这类企业的机会。即便有机会进入，社招与校招的职业通道也是不同的。

　　进入大型机构后，这些人掌握了更好的购房与择偶条件。如今能够在深圳、北京买房的年轻人，多数都是这些人群，比如腾讯、华为工作者，银行、城建工作者。他们收入稳定，工资高，福利好，公积金多。他们购买好的学位房，为下一代铺好道路，如此代际循环，愈加固化。

　　从学位房一直到大型机构就业，这是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捷径”。从孩子三岁开始拼教育，其实是在卡位，家长试图尽早地为孩子卡到更高更好的段位。卡位的本质，其实在抢占公共资源，包括教育的公共资源和就业的公共资源。

　　我在《内卷化焦虑》一文中指出，内卷化的含义是：“人被锁定在边际效用持续递减的制度环境中争夺存量”。

　　理论上来说，投资教育是对抗边际效用递减的最佳方式。因为边际效用递减有一个前提，即技术水平不变。而投资教育可以改变技术水平，从而实现边际递增。

　　比如，一台机器，持续投入同样技术水平的工人，边际生产率会持续下降。但是，如果企业主送工人去培训，工人学习了新技能后改进工艺，边际生产率则递增。这就是投资教育的作用。

　　当教育无法提升技术、创造经济增量时，经济系统的存量斗争就会倒逼教育内卷化。所以，教育是否内卷，关键看其是否创造增量。

　　答案是毫无疑问的，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来自劳动效率的提升。中国成长了一批产业工人、专业化的工程师、管理者以及知识白领，他们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增量。

　　不过，这些经济增量大部分不是来自新知识、新技术，而是知识与技术的全球化迁移。知识与技术的全球化迁移从美国到日本，再到韩国、中国及东南亚，然后进入中国内地，在亚洲形成一个“雁阵形”。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受惠于全球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技术迁移红利。中国的工人、工程师、管理者及知识白领，更多地从事知识与技术“搬运”工作，更少从事新知识、新技术的创造。

　　比如，产业工人更多地学习如何操作从国际上引进的机器设备，而不是改进设备或发明新设备、新工艺。这就是设备搬运工。只要愿意干、会操作机器，就能够赚取一份收入。

　　同样，知识工作者也只是知识与技术的“搬运工。”金融高材生干得是资金腾挪的工作，与金融创新毫无关系。业内有一句话评价银行系统的人：“我们在假装干金融”。假银行人、假金融人每天干的事情不是信用发现与产品创新，而是玩转资金腾挪术。

　　我并不是说技术与知识搬运没有价值。恰恰相反，中国把国际上的技术与知识搬运过来已经改变了中国。中国知识人才引入金融制度、证券体系、公司制度、卫生体系，以及各类制造设备和标准，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增量。这就是过去中国教育投资的收入来源。

　　当知识与技术“搬运”的红利吃尽，财富增量下降，教育投资的回报率下降。如今，大学生变得“廉价”。为什么？是不是如今的大学生不如以前的大学生？不是，是以前的大学生吃尽了知识与技术“搬运”的红利，他们学习从欧美引进的管理知识与技术就能在企业里站住位置。如今的大学毕业生再来“搬运”这些知识与技术已无多大用处，如果不能有新的创造，他们在企业里竞争变得艰难。

　　当增量创造有限，存量斗争便加剧，越来越多人挤向上层通道。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倾向于考研、考公务员、考央企与国企。一些名校博士生去干街道办工作。当这个通道越来越强化，家长愈加迫切地追求高价学位房和培训班，将孩子送进名校，最终送进央企与公共机构。

　　另一方面，更为根本的是，教育沦为人才选拔游戏，偏离了独立思考、启迪智慧的本质，扼杀了创新精神与能力。

　　经济学中有一个萨伊定律，主张供给创造需求。什么意思？经济增长源自供给创造，技术、知识及制度创新催生新产品，新产品创造新需求与新市场。如果培养的人才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他们可以创造新的技术与知识，从而创造财富增量，避免社会内卷化。

　　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为什么缺乏创新？有人说，中国开放的时间还太短，大多数时间还在学习已有的知识与技术。有人说，中国人不是没能力创新，而是不愿意创新。企业主倾向于赚快钱，炒房炒股炒指标，而不愿意投资技术。设计师、工程师倾向于抄袭模仿而不是创新，因为违法成本太低。有人说，很多领域也在改进技术，只是没有出现重大技术创新。

　　这些都有几分道理，但根本问题还在教育上。为什么？与现有的技术积累相比，中国在教育上的私人投资实在太大。如果算上学位房，中国的教育成本应该是全球最高的。极少国家像中国家庭一样血拼教育，但是如此巨额的投入，换来的创新回报是极少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一个国家创新水平的重要指标。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偏低，只有美国的43%，而且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从2008年后持续下降。

　　很多人说，我不关注什么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问题是，只要教育投入没有换来创新，惩罚就是经济系统的边际收益率下降倒逼教育内卷化。血拼学位房和高价辅导班，是经济系统的边际收益率递减倒逼教育内卷化的结果。但最原始的问题还在教育上。

　　我不否认这社会上也有草根出身，白手起家，成就一番事业的企业家，但那毕竟是少数案例，对于绝大多数的孩子来说：

　　学历和财富是成正比的。比尔盖茨是大学退学，李嘉诚是小学文化，黄光裕是小学都没读。强调这些只不过是学历不高的人自我安慰而已，李嘉诚学历虽然低，但是依然坚持每天去学习，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儿孙也都是国内外知名大学毕业的，而且对于他们的教育培养，非常严格。如果学历不重要的话，何必让他们去学习，已经有足够的钱让他们生活。

　　李嘉诚曾说：“经济的竞争，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战争；知识的创造与应用，是企业成败的关键。”比尔盖茨退学，但是人家读的是哈佛大学，而且比尔盖茨爸妈是大律师，是医生，家境很富裕。黄光裕在创业的时候吃了多少没读书没知识的亏，黄光裕和李嘉诚在创业后，功成名就也要重新拿起课本学习经济学，管理学，为什么呢？

　　学历并不能代表着个人能力，但是代表着一个人的自律性，是你给陌生人的第一张名片。从事过多年的人力资源工作，国企央企外企，事业单位，门楷从来没有降低过，一年比一年要严格，从211,985到哈佛，牛津，清华北大。学历不重要吗？每年毕业季，都会有很多的校企合作，在复旦，清华，北大，南开这些学校，都是知名企业，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然而在普通的三本学校，甚至专科院校，都是些不知名企业。在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而且优秀的人比比皆是。很多企业现在招聘业务，或者是客服，都需要本科学历。随着教育的改革扩招，本科生越来越多，真正的好工作，也会越来越难找。单单是专科，本科学历，没有技能，很难在社会上立足。

　　又称夜大、业余、函授，考前必须拿到高中/中专同等学历，或者证书。报名需要参加每年10月份国家统一举办的入学考试，可以报文理科，每人考三科。专科总分450分，录取线年，每学期需要学生参加期末考试，目前很多院校颁布的专科/本科毕业证大多为业余的学习形式。

　　又称网络教育，考前必须拿到高中/中专同等学历。学制也是2.5年，学习形式是网上挂科+课后作业，每年两次期末考试。入学考试简单容易，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名校和专业，适合完全没有时间主动学习的人群。

　　又称自学考试，不要求前置学历，但是请注意在你拿本科毕业证之前必须出示前置学历证书（大专），才能拿到自考本科的毕业证。自考没有入学考试，只有每一次的单科考试，一般安排在周六周日，需要你把对应专业十几门课程全部考过。每年4月、10月是统考考试，每年7月、1月是校考考试，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来选择考试科目。目前四川有小自考，大部分科目都是校考，难度比大自考降低了很多，通过率也比较高，适合在校学生，上班族，宝妈，自由职业者等大多数人。参加小自考的考生最快一年能拿毕业证，一般人是1.5-2.5年能够拿证。当然，如果我们一点都不看书不准备，估计考试也敢不去参加，可能就会拖到3、4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拿证。所以，学习需要坚持，需要努力和自律，才能提高拿证的速度。

　　原广播电视大学简称电大，现在更名为国家开放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大学。2012年7月31日国家开放大学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揭牌成立。目前注册在籍学生359万人，其中本科学生105万人，专科学生254万人。学费较低，专业较全，毕业也比较容易。学习时间2.5年，免试入学，只要具备相关学历就能报名和注册。注册入学时间为每年3月、9月。

　　我们在准备报名之前，一定要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哪一种方式更适合自己，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全民教育时代，全民自我提升，我们的国家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进步，国家才会更加强大。教育不止步，学习无尽头。终生学习，遇见最优秀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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