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杨：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3月7日，中央局委员、全国政协以及全国政协郑万通、厉无畏，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等参加了政协教育界别委员联组讨论。

　　会后，多位委员向记者推荐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的发言，认为该发言代表了各位教育界别委员的心声。

　　接受记者采访时，柯杨表示：“《规划纲要》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吸纳各方意见，形成了一次空前的教育问题大讨论，这本身就很有价值。”她在充分肯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的基础上，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创新人才到管理体制等方面提出几点建议。

　　《规划纲要》第一章里这样表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人。”

　　“这有一个理念上的问题。”柯杨表示，里面有些提法是虚高的、不切实际的。她认为，目前，在全民重视教育的同时，也有过高地估计教育作用的倾向。

　　老百姓都希望通过受教育来改变命运、成为社会精英。柯杨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社会精英，这是不符合教育规律的。

　　“我们到底希望受教育者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点需要反思。”她说，在目前社会高度重视教育，关注教育改革。在《规划纲要》即将出台之际，政府应该借机引导教育者和民众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受教育观，让教育回归它的根本目的，那就是：首先让受教育者受益，通过教育充分挖掘受教育者本身的潜能，使之成为文明、成熟、可以自食其力和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和合格公民。而这些方面，《规划纲要》中并没有很好的强调。

　　柯杨建议，在接下来的改革中，应该合理地配置资源，设置好多样性人才受教育后的去处，这样才能逐渐改变越改革、越投入，民众抱怨和意见越大的局面。

　　“现在《规划纲要》中对目标的一些过高的表述，不但空洞、实施上难度较大，而且也丧失了一次向民众宣传、引导社会的机会。”柯杨说。

　　“尊重教育规律”是所有教育改革者都大声疾呼的一条意见。柯杨总结出，有5个方面的规律要尊重。

　　柯杨表示，现在老百姓急于强调教育成效的一个后果就是导致各阶段教育提前化，如学前教育已经小学化。而到了教育的终端高等教育又重复一些基础性、常识性知识，如价值观、尊重别人。

　　柯杨提出的第二个规律是遵循人的素质和价值观教育的基本步骤。这在《规划纲要》中也已提出，但长期以来并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其实一个人价值观教育最重要的一步是家庭教育，其次是学前教育，产生的作用最大，所以我说要从娃娃抓起，抓娃娃的教师，我们现在提了很多虚空的目标，从小就不容易实现，最后就落空了。”柯杨认为，应该有机制筛选、培训、激励、鼓励真正热爱教育和有爱心的最优秀的教师去做基础教育，强调教师的言传身教，让孩子们从日常生活中体现实实在在的国人道德观。

　　人们都向往精英教育，但是绝大多数人的教育需求是谋生。柯杨建议大力加强职业教育，使之发展成为高等教育，成为大众教育的主流。

　　“现在很多人都鄙视这类教育，不承认人类潜能的多样性。其实这不是高低贵贱问题，应该让各种发展潜能的需求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高等教育，而不是千军万马奔研究型大学、都去考研究生。允许因材施教和多样型的教学。”她同时指出，拔高必须有投入，只有提高了以后，老百姓才会接受职业教育，而不是认为自己的孩子不行才去的。

　　她指出，创新人才的特质是：好奇心、追求真理的执著、开放的思维和探究的能力。教育要千方百计保护这些品格，提供让研究者无后顾之忧的基本条件。要比照这些规律去反思，整个教育体制、师资水平和教育教学方法，从理念到系统的改革不是一个孤立的“工程”能解决的。

　　“现在的孩子要开小灶，补很多知识，但只会读书，认为老师说的是真理，没有批判，这些都不利于创新人才的成长。”柯杨说。

　　柯杨提出的最后一条教育规律就是遵循教育管理的规律，研究和建立中国高等教育的治理结构和机制。

　　她表示，从历史上看，我国的高等教育只有近百年历史，又经历了多次社会变革，大学的制度、理念、目的、宗旨、使命并未牢固地建立。长期以来，绝大多数高校都是国办、政府办、官办，计划经济阶段大家都吃皇粮。改革开放以后，政府走向了公务员体系，企业走向了市场化管理体系，高校和卫生系统却还保留着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而高校在薪酬体制和各种管理规则上基本没有走出与公务员趋同的机制，更未形成适合教育管理规律的治理结构。

　　“所以今天的现状是必然。”柯杨表示，根据教育规律，认真研究探讨不同于政府部门，又不同于企业的高校治理结构是解决高校行政化的核心。

　　另外，在教育公平性方面，柯杨认为最根本的是投入和分配。她提议在尽快实现教育投入占GDP4%的情况下，更科学地研究教育的不同阶段、类型、地区的资源分布，结合国情，形成公开透明的体系和框架。

　　最后，柯杨指出，《规划纲要》是指导性的、理念导向性的，不必过细，有些没有充分依据的数据如果不能充分保证，干脆不写。同时应该留有充分的开放性，给实践者和政府互动的机会，给教育者以创新探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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