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就业和大学教育的一些思考

　　一转眼，高考已经过去14年了，窗外的木棉花、走廊上的朗读声、同学老师的音容笑貌、课桌里的小纸条，都已经模糊不清。

　　12年的寒窗苦读，最终凝结在一张高校录取通知书上，学历与籍贯、职业并列，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人生属性。

　　可能很多朋友这辈子的最高光时刻就是高考放榜之时了，考上清北人复交这类顶尖名校，就意味着超过了99.9%的同龄人。而参加工作后，20%比例的优秀考核，3选1的中层竞聘，却成了他们难以翻越的大山。

　　高考自恢复之日起，便是普通老百姓改变人生的最重要途径，许多寒门子弟通过高考实现了阶级的跳跃。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故事在中华大地上不断上演，翻开当下许多领导的简历，都是家门—校门—衙门的“三门干部”出身。

　　基金经理、大厂码农、垄断国企、选调生、证券投行、PE/VC、外资银行等等这些能改变普通人命运的职业，都明里暗里在学历尤其是第一学历方面设置了门槛，没有个985毕业证，很可能简历关都过不去。

　　赢得高考的奖励是如此明显，家长们已经形成了非常固定的思维范式“考个好大学—有个好工作—人赢人生”，高考也成为了年轻人的必经之路。

　　2022年，全国各级各类高校毕业生将达到1076万人，比2021年净增167万人，规模和增量均创造历史新高。

　　不仅如此，2022年高考报名人数1071万人，刷新了2008年1050万人的纪录，在本科和研究生都在招生扩张的大背景下，未来高校毕业生纪录大概率还要被打破。

　　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名校硕博去了一些边缘单位，甚至有北大博士当的案例，这些岗位可和传统意义上拥有光明前/钱途的职业不沾别。

　　比如复旦管理学院向校友发出的“就业求援信”在网上热传，信里将就业形势不乐观的原因归咎于疫情。这个其实逻辑上是不通的，本轮疫情爆发始于3月份，按照就业节奏，秋招已经进行七七八八，复旦管理学院的毕业生此时手上应该有若干个offer了。

　　“爸妈辛苦把我送上大学，下了如此大的血本，可不是让我毕业后去从事低端工作的。”这是大部分大学生的心理真实写照，也造成了现在就业时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况。

　　有位老板表示：“我招人的标准是“本地人”，“女性”，“有孩子且家庭稳定”并“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因为我能给出的预算就是5000块。我不会多加薪水的，市场上招聘个会计就这个价格。如有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上海财大的毕业生。我应该选他吗？当然不应该啊。因为他没有工作经验，他的学历会导致他对工资有相对高的需求。我这边就招个普通会计肯定是不适合他的。那么碰见这样的求职者我就会告诉他，我这边的岗位对他太屈才了。是他更优秀，我能提供的岗位配不上他。”

　　C9硕士进券商当财富顾问，抚慰大金主情绪的能力，未必比得过中专毕业，保险销售转行过来的同事。

　　高考本科录取率，从1978年恢复高考时的7%，提高到2020年的41%，985率、211率也是水涨船高，硕博遍地走的时代早已到来。

　　所以上大学再也不是简单的奖励了，学历不等于能力，仅仅拥有人文素养是远远不够的，雇主更期待应届生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但是大学的教学却还是没有跳出过去的窠臼，和社会现实严重脱钩。

　　根据盖勒普的最新调查，现在美国46%的学生家长，不愿意送孩子上大学，即便是上过大学的家长，也有1/3反对孩子上大学。

　　犹他州有位拥有编程和历史学双学位的妈妈Cynthia，坚决不让她的宝贝儿子读大学。根据她的人生经验，这两个双学位不仅没有帮助她找到好的工作，还让她背上了重重的学费压力。她现在还能赚钱养家，和这俩学位没有半毛钱关系，而是因为她毕业后又去上了社区学校，学习了护理技能，让她能在社区医院工作。

　　在她看来，儿子上她的母校犹他州立大学，4年下来学费要9万刀，而去读一个2年的职业技术学校学费只要1万刀。读技校不仅学费低，还赚钱早，高下立判。

　　田纳西州的一位38岁大叔EC.Crippen，认为自己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当年从大学退学，然后花了1万刀参加当地蓝翔美容学校（Tennessee School of Beauty in Knoxville）的10个月短期培训班。

　　26岁的帅哥Lowry,从布朗大学取得了化学和人类学两个天坑专业学位，同时还背上了16.5万的学费。毕业后当了一名中学老师，每每和学生分享上大学感受时都是痛彻心扉，太后悔上大学了，尤其是背着读完大学，那种感觉太难受了。

　　“读大学划不来”已经成为美国普通老百姓的共识—如果我上不了名校，又没有家庭背景的支持，读一个普通大学还不如上职业学校。

　　未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日益显现和城镇化水平的持续提高，一方面是青壮年劳动力供给持续下降，另一方面是养老、家政、护理、物业等服务行业的需求在不断增强，相关劳动力的价格即岗位薪酬必然随着水涨船高，而现在的大学教育没有办法满足这些岗位的培养需求。

　　同时，国家朝着推进“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垄断国企、金融、互联网、娱乐等部分行业过高薪酬的现象将得到控制，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预计将持续缩小。

　　到那个时候，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特点将更为显著，大家都去上普通高校的意义可能不是那么大了。

　　对于社会而言，对劳动力需求最大的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一般岗位，不需要从业人员具备多么深厚的知识积累，注重实际技能培训的职业学校毕业生更为吃香。

　　求学时间的缩短（6年的本硕变为3年的职业教育），还能提前释放出一部分劳动力，提高社会的整体生产力水平。

　　对于学生而言，诚然读个大学还是最优选，但是上个普通的大学性价比可能就不如职业学校了，赚钱更早也不少、学费成本更低。未来我国很可能走上和德国一样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重的道路。

　　21年底两办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也是表明了中央的态度。

　　即便如此，我们身边的高考受益人群，还是很难接受自己的小孩未来要去上职业学校这个假设。既得利益群体也会设置很多隐形门槛，形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把职校学生排除在外。

　　改革转型的路漫漫，最重要的还是要提升职业教育质量，打破职校毕业生是“次等品”的刻板印象；其次是加大技术技能人才薪酬激励力度，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最后是从体制机制上，破除就业领域对职校毕业生的种种显性隐性的歧视。

　　希望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实现《新华字典》里的那句话，“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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