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引领未来
教育永远是面向未来的,是每代人畅想未来、创造未来的终极路径;也永远是来自过去、立足当下的,是每代人回顾过去、反省现实的终极归宿。我们对历史有什么样的批判,就往往会给后代谋划什么样的教育;而给后代提供什么样的教育,又决定着会收获什么样的未来。
历史观察表明,一个家族培养一代“贵族”至少需要三代人的接续努力;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来说,其从追赶到领跑的崛起进程就更是一个跨越数代人的“长周期”接续奋斗过程。让追赶中的一代人全面颠覆自己而成为领跑者,个别人可能可以,但对于整代人来说,应该是不可能的。要实现从追赶到领跑,终极路径就是每代人都接续给予其下一代能够超越现实的教育,依靠教育的超前整体跨越,实现民族的整体跨越。因此,给予下一代可以传承历史、改变现实、迎接未来的教育,不仅仅是每个家庭的重要责任,也是整个民族、每代人的重大责任。
要回答好我们应该给予后代什么样的教育这一问题,就必须首先回答好以下问题——我们可能或期望拥有什么样的未来,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下一代,让他们带领我们向这样的未来迈进——,其次才是回答该用什么样的教育培养这样的下一代。
既然是要谈论未来,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论及人类社会的各种长周期运动。教育也是个长周期慢变量,其成效往往是跨期、跨代体现出来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研究下人类社会其他长周期运动与教育活动是如何相互交融、相互作用的,以此为基础来更精准地把握教育的本质、规律、趋势及关键点,进而回答好前面所提出的问题。
应试教育已经被普遍认为不是未来之选了,那么素质教育呢?为此,我们需要分析下素质教育可以指向什么样的未来。改革开放以后,科学技术导向下“英才”培养模式逐渐导致重知识轻能力、重智力轻德才、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片面追求升学率等问题,教育界将其视为应试教育所产生的弊端,并相应提出素质教育的模式和模式,提倡对人的综合素质的培养,强调教育要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素质教育的最终目的还是培养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对人的培养不是为了作用于人本身,而是为了使其成为国家运行系统中合格甚至优秀的“螺丝钉”。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两点基本认知:
一是素质教育依然是工业文明的思维和产物。机器大工业生产体系中,劳动者更多地处于资本和机器的从属地位,而非主导性的生产要素。因此,在这一思维范式体系中,劳动者被功能化、被要素化,被视为具有某些素质禀赋、拥有一定生产功用能力、可以实现产出贡献的资源要素,就像机器设备、土地空间、水气矿产、资本资金等一样。这样的人,是异化的、碎片化的、非人性化的。
二是素质教育也依然是跟跑者的思维。素质范畴的提出及以其为视角的研究,主要来自于跟跑情景下的发展需要,即在把先行、先进国家或地区作为标杆来推导自身发展模式及路径的探求中,通过“反向工程”方法,来研究归纳出能够支撑追赶型发展的人力资源要素的结构性和表象性特征有哪些,而不是对能够支撑领跑型发展的人力资源要素的动力本源、核心本质等特征的研究。由此,以素质为核心来进行教育,会让我们只知其“所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更无法由此获知“未来之所然”及“未来之所以然”的能力。
第一,素质教育并没有从教育本质上颠覆应试模式,也必然难以实现应试教育的升级、升维发展。在应试教育思维、路径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着眼于素质教育的各种改革探索,都有可能或多或少地以变种形式回潮到应试的老路上。既然各类素质都可以对标量化,那它们也就是可以用考试的形式来进行考核评价的。
第二,对素质教育模式的固守,只会让跟跑者不自觉地陷入一个“跟跑陷阱”中,而难以自我培育起领跑未来的能力。素质教育是难以支撑当下受教育的下一代个体、整体、乃至整个民族更好地进入信息时代,并在信息时代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竞争的领先权。毕竟,这些教育理念和模式依然停留在工业文明时代、依然主动把自己锁定在追赶者的位置上。教育不能先于进入信息文明时代、不能先于领跑,那还能指望谁来领跑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试着回答下到底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未来。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华民族的未来是如何构想的。从科技、产业发展等视角来看,我们现在谋划更多的是,尽快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跃升。如果未来演进确如我们所愿,那么我们的“未来一代”在进入社会后所可能要面对的,是更多的并跑和领跑的竞争,是更多的“无人区”、无人领跑的发展情境,是更多需要自己谋划前进方向、探索前行路径的发展局面。这些都不是“未来一代”从其受教育时期所经历的现实场景中能学习借鉴得到的,因为当时的现实场景依然主要是处于追赶者视野下的,从中是难以得到领跑的真谛的。
当然未来更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形是,我们先培养出能够在世界范围竞争并跑乃至领跑位置的“未来一代”,然后再由他们带领着我们乃至整个民族奔向未来的“无人区”、奔向未来的引领位置。历史来看,这种情形有可能就是我们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唯一路径。
没有领跑的教育,何来领跑的未来。指向领跑的教育,显然不应该是脱胎于追赶场景的教育。那么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要回答好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尝试着探讨下当今教育与未来发展的关系问题。
每当面向“未知”,我们总是会求助于“已知”。“未来”是从“历史”中走出、从“现实”中走来的,在这一路上,那些关键的价值基石和基本的原理方法是不会动摇、不会改变的。
首先,我们会看到,人类社会有史以来重大的自然科学发现与人文社科建树,无不是从基础原理出发、依靠基本方法,不断革新、不断进步的。做出这些重大发现和建树的思想家、科学家,也无不是秉持着“第一性原理”,在原有理论认知已被证伪或陷入困境时,从该理论认知的原点出发,循着本源之径,探索出前人尚未认知、尚未实践的理论新空间。这应是每个领跑者的必由之路。在这些重大发现或建树诞生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人类社会也无不实现了新一轮的升维发展,而那些密集取得这些重大发现或建树的国家或民族,也无一不成功实现了领跑。
其次,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实践也都是基于对这个世界以及人类自身基本价值的判断,诸如善与恶、理性与感性、美与丑等。这些基本判断,构成了我们对世界及人类社会所有认知和实践的价值基石,比如“经济人”、“社会人”等基于人性判断的前提假定,再如各学科对经典理论简约唯美表达的推崇和追求,又如各种理论对“向善”目标的设定。回顾历史,我们应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主导人类社会演进的关键基因——在尊重人性的前提下,不断提升人性之水平,以求得人性之解放;在遵从生存环境有限性的前提下,不断提升认知与实践的能力水平,以实现对客观限制条件的不断突破、实践过程的不断优化。凡是能够尊崇这个基因的民族和国家,基本上都在历史长河中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过重大贡献,即便是没能长期保持领跑地位。
人类文明历史中的传承基因,便是我们可以籍以面向未来、引领未来的导航图。越是要面向未来,就越要回归人之本性、回归人类文明之初心;越是要创造未来,就越要重视历史人文的沿革接续和人文精神的传承创新。
从以上论述我们不难推论:能够引领未来的教育,就是要能够引导每一批“未来一代”回到原点,能够赋予他们时常回归初心、正确认识价值基石、把握并改造基本方法进行开创式创新创造的能力,能够不断激发他们不屈探索与理性求解这个世界本真面目的进取意识和科学精神,让他们在茫茫的“无人区”,仅凭着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就能够从容自信、不屈不挠地向未知、向未来不懈前行。
这样的教育,是真正把人看作为一个自醒、自主、自立的主体,而不是资本或机器的附属;是真正把人当做是自我发展进步的主体,而不是生产过程中的某种要素,让人的创造性活动成为发展的第一内生动力。
通识教育[[1]]承袭古希腊博雅教育和中世纪自由教育[[2]]传统,希望培养通晓各类学科知识、线]]。近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产生于美国[[4]]。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正处在加快走向领跑的时代转折阶段,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理念盛行,人们盲目崇尚物质文明,漠视理性原则和普适性知识的获取,大部分高校专注于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分系分科突出主修课程,强调学生社会经验的获得,整体性知识体系被严重割裂,人丧失全面发展的机会,这无疑与大学求真求智求善的根本目的相背离。
1828年耶鲁大学教授们发表《耶鲁报告》,对专业主义进行反思,强调“大学的目的在于提供心灵的训练和教养,而古典文雅学科则是达成这种训练和教养的最佳选择”[[5]],随后美国博得学院卡帕德教授提出通识教育应该作为专业学习的前提[[6]],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纷纷开设通识教育课程。20世纪中叶,通识教育[[7]]作为必修科目这一观点在美国成为共识,为培养学生成为有综合能力、有责任感的“全人”做出积极贡献,并为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显然,美国通识教育虽然成功引领了领跑型发展,成功引发了人类社会的信息,但依然是服务于当时的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也只是西方文明传承的教育体系。
时至信息风起云涌、信息时代加快来到的当下,时至世界大文明体系终于看到可以第一次进行平等交流互鉴的今朝,我们该如何构建能够更好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能够更好面向未来、引领未来的教育呢?
一个更具时代特性、更合未来需求的态度,可能就是将历史上的主要教育理念和模式,作为我们学习借鉴再出发的基石,以一种世界各大文明体平等交流互鉴的宽广视野来再思考,以一种人类生产生活范式再升维的历史视野来再定位,以期让“未来一代”的教育,能够通中华民族文明传承弘扬之识,通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交融发展之识,通农业、工业、信息等文明升维发展之识。
在迈向“人工智能”时代进程中,更多更快地提升每个“人”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全面性与独特性、社会性与个体性,以更少甚至避免走向“人”的加剧异化,更多更好地凸显“人”的自我价值,引领未来走向一个理想的“人+智能”时代,一个能够促进、支撑“人”之加快全面解放的新。
在“全球化”深度演进、新航天时代初现曙光的进程中,能够跳出人类历史的周期性零和博弈泥潭,让每个“人”都能从竞争合作中求得更好、在求同存异中保持本真,不断突破人生局限、实现人性升华,更好地引领自身的全面解放。
[[3]]20 世纪50年代香港、开始实施通识教育,学者将general education、liberal education、liberal study这几个词都翻译为通识教育、博雅教育、自由教育等,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几个词的涵义趋于互通、融为一体。
[[5]] 北航高研院通识教育研究课题组.转型中国的大学通识教育——比较、评估与展望[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10.
[[6]] 黄坤锦.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美国心灵的攀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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