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人说如彭德怀有机会受教育可以成经济学博士

　　在研究工作的时候，在向干部作报告的时候，他（彭德怀）脱口列举，其精确程度，常常令专管财经工作的干部吃惊。我觉得，如果彭老总有机会受教育，可以成个经济学博士。

　　1938年春，日军在占领较久的冀中地区征购战略物资，散驻之敌开始四处掠粮。朱德和彭老总于指挥东路军作战、戎马倥偬之际，注意到敌人这一动向，立即下达命令，要八路军各师“用一切方法与努力，将铁路两旁之粮食搬入山地”，“尽力购买医药、通讯器材、布匹、棉花，妥为储藏”。他们特别提醒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区“在由娘子关到门头沟的六七百里大山中，分段储存各种军需品”。他们指示一二九师刘伯承，务将储存战略物资的山内公路销毁。1938年，华北全区风调雨顺，农业丰收，虽然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由于八路军先敌一步，使大批社会物资没有落入或毁于敌手，而支持了华北敌后军民的抗战。这一点，无论是蒋介石的中央军，还是阎锡山的晋绥军或其他进入华北的抗日军队，是既没想到也做不到的。

　　解放兰州以后，1949年8月26日，彭老总破例宴请第一野战军团以上干部。因为当时的干部都比较年轻，很快就把饭菜吃光了，彭老总又让饭店给每桌上了一些点心。吃完后，管理科长带着银元去结账，按照事先说好的价格，数了一下就交给了饭店会计。饭店会计说赔本了。管理科长回来专门向彭老总作了汇报。彭老总说，企业经营要有利润嘛，有利润才能发展，才能交税。后来管理科长又找到饭店经理和会计，问清经营成本和利润，又给了他们一些银元。饭店经理非常激动，连声感谢，还说解放军真正是公买公卖。这件事第二天在整个兰州市传开了，商店纷纷开张。

　　旅途、行军，是彭老总思考问题、计划行动、调查研究的好时机。他从不放弃机会亲自打听当年收成好坏，群众负担轻重，物价高低，以至货币比值，流通情况等。可能是长期军事生活形成的习惯，彭老总一生不喜欢用笔记本，他的口袋里没有干部通常不离的小本子，但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计划设想、各种情况数字。在研究工作的时候，在向干部作报告的时候，他脱口列举，其精确程度，常常令专管财经工作的干部吃惊。我觉得，如果彭老总有机会受教育，可以成个经济学博士。

　　彭老总一贯主张学术自由，不仅在军事学术上如此，而且对于社会上的一般问题也是如此。他这样说，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我举两个例子。

　　抗日战争时期，著名山药蛋派农民作家赵树理写了著名小说《小二黑结婚》，但出版却是一波三折。先是地方领导看了以后不敢批准出版，说小说里农村基层干部形象不好。后来小说又报到了华北局，华北局宣传部多数人也认为不好，只有部长认为还可以，给彭德怀夫人浦安修看。浦安修是做妇女工作的，主张婚姻自主，看了《小二黑结婚》以后觉得可以，就给了彭德怀。彭德怀一看，说没有什么问题嘛！农村中个别干部工作作风不好，这也是事实！尽管如此，华北局宣传部对出版《小二黑结婚》仍然是小心翼翼，特意请彭老总写了一个简短评语，印在书的扉页上。书出版以后，还是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认为好，另一种意见是觉得歪曲了我们农村基层干部形象。华北局宣传部部长向彭德怀建议在《新华日报》写篇文章，正面宣传一下《小二黑结婚》。彭德怀没有同意，他说，这种事情，让群众看去，争论去，我们不要管。

　　1957年，我跟他外出到华东勘察了40多天，回来以后，给中央写报告。报告结尾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要分清是非。发生了事故，要查明事情到底是谁干的，不能推卸责任。第二个问题，努力的方向和实际工作步骤要区别开来，有的事情不是一步就能达到的。第三个问题，不能把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和组织上的服从混淆起来。彭老总特别强调，学术上应自由讨论，没有争论就不能得到真理，就不会进步。真理是不怕争的，怕争就不会是真理。我们应该提倡学术自由讨论，探求真理。在部队中，下级服从上级是必要的，不然就乱了。但是这和学术上的自由讨论不是一回事。如果以势压人，用行政手段来解决学术争论，是很危险的，实际上是一种害怕真理的表现。不过这一关，我们的军事学术就会停滞不前，国防事业就会受到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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