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线音乐往事：收割、消失和重生

【市场数据】 3月17日收盘，上证综指涨1.4%，报3215.04点；科创50指数涨1.53%，报1142.71点；深证成指涨2.41%，报12289.97点；创业板指涨2.87%，报2710.73点，沪深两市成交总额12754亿元。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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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界大佬同名的很多，比如张勇，又比如谢国民。叫谢国民的，一个是靠养鸡发家的泰国首富，一个是腾讯音乐帝国的最大推手。

　　2012年，时任新浪音乐负责人的谢国民离职创办海洋音乐，做过律师的他自然觉得版权是个好生意。当时盗版横行，唱片公司缺钱，所以谢国民以低价签下了许多长期独家代理版权。

　　这些版权成为游戏规则制定者的砝码。海洋音乐和腾讯的音乐业务合并后，成立腾讯音乐，集齐了华纳、环球、索尼三大唱片公司的独家版权。

　　下过雨的晚自习，教室里非常安静，课桌抽屉底下藏着MP3，耳边滑过 “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这是80后关于音乐的记忆。

　　2002年，百度上线，通过电脑搜索就能在线试听和免费下载歌曲。慢慢的，PC端的音乐播放软件也开始兴盛，浩浩汤汤的创业潮来了。互联网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文艺的工程师们首先想到了用互联网分享发现好音乐。

　　在上海，一个叫郑南岭的70后工程师，在给Winamp做汉化的工作。工作之余，郑南岭发布了一款叫做“MP3随身听”的软件，出于对陈慧娴《千千阙歌》的喜欢，改名为“千千静听”。无独有偶，不远处的黄晓杰也蠢蠢欲动，从虹软辞职创办了天天动听。

　　在广州，谢振宇扔掉深圳招商银行做技术开发的铁饭碗，回到了广州。一个人、一台服务器开始人生第一次创业， 搜刮、酷狗相继诞生。

　　在北京，带着“天才少年”“百度创始七剑客之一”标签的雷鸣，创办了酷我，发挥技术优势，将哼唱旋律自动识别歌曲做成了酷我的特色。

　　在杭州，前阿里工程师王皓拉了几个哥们创办虾米，他们打心底想为中国音乐做一点事情，想让中国音乐人赚到钱。在阿里港股上市前夕离职，王皓和朋友决心不小、损失不少。

　　即使如此，搭建理想世界的快感让人兴奋，这是属于音乐的黄金年代，一场群体式的浪漫狂欢。正如虾米宣布关闭的时候，很多人依然能回忆起那段光辉岁月。

　　有人说，虾米是一座数字音乐的图书馆，而我除了是一位用户，也像这座图书馆的许护者之一；有人说，虾米是青春的见证，体验上不是单纯是听歌的地方，而是一个社区，提供了一个交流 “学术”的场所，在这里很有归属感。

　　那时候音乐的权力在每个人自己手中。王皓甚至认为，当时虾米可以冲向国际，带领所有数字音乐平台一起向前走。

　　盗版横行，一片混乱的互联网音乐市场亟需走向正规，但也因此引发了版权争夺战。在中国，大部分的音乐版权都掌握在环球、索尼、华纳三大唱片公司手中，“独家竞价+保底费”的版权模式让在线音乐平台不堪重压。

　　就匠音乐创始人张昭轶在2015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一批六位数的版权库从最初的百万级价格，到后来被炒到了千万元的级别。当时有媒体指出，几年来很多境外唱片公司版权费涨幅达到上百倍。即便如此，国内音乐平台也不得不咬牙购买，否则就要面对用户流失、入场券失效的巨大风险。

　　三大唱片还针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定价。以索尼唱片公司为例，同样的音乐内容，其对非洲16国收取的保底费一年不超过两百万，但卖到中国保底金却高达几亿元，差距达百倍之多。同一家版权公司的内容，中国公司要付出的价格竟然是美国公司的3倍之多。

　　2017 年 10 月，国家版权局出台相应政策，要求几大在线音乐平台购买音乐版权应当遵循公平合理原则、符合市场规律和国际惯例，不得哄抬价格、恶性竞价，避免采购独家版权。

　　但情况似乎并没有好转。有报道称，2015年时阿里音乐以一年2000万元的价格拿下华研国际的独家版权；到了2018年，华研国际独家版权的价格已经飙升至1.67亿元，比上一个授权周期翻了8倍多。

　　版权费用已成为在线音乐平台最大的成本支出。某音乐平台相关人士透露，一年要付给三大唱片数亿元的版权费，但当中用户线%。

　　许许多多的音乐平台在这场大战中败下阵来，有的嫁入豪门找靠山，千千静听卖身百度，天天动听被阿里巴巴收购，腾讯音乐投资了豆瓣FM……

　　有的转做别的生意。九天音乐经营to B的版权经纪平台与商业授权方向，音悦台开始孵化练习生，但最后因为没有兑现培养练习生的承诺和拖欠款项，变成骗子和老赖。

　　再后来，多米、虾米死了，豆瓣音乐、音悦台都不见了。听歌要不同平台间切换，爆火的仿佛只有抖音神曲。我们再也没有等来下一个周杰伦，那个戴着MP3听《宁夏》的夏天早已不在了。

　　在很多人看来，21世纪的奢侈品不是收集物资，而是能够自由地选择精神世界。但目前至少关于音乐的精神享受，我们无从选择。

　　首先，身处产业链条上游的音乐人，难以从版权中获得应有的收入，音乐人平均收入2000元就是佐证和讽刺。其次，三大唱片作为内容供应商旱涝保收，没有动力做好音乐。

　　王皓在《坏蛋调频》的采访中认为，三大唱片公司不是唱片公司，它只是贸易公司——在全世界各地采购音乐，然后卖到全世界各地去。“三大唱片已经不介入音乐的生产本身了，只是做版权管理的工作，说白了就是收账。”

　　由此导致的直接结果是：音乐制作变成了流水线生产，一味迎合大众，没有创新和审美。一些音乐人愤懑地感叹，没有人在乎音乐了，音乐只是卖货、卖广告的导流工具。

　　被阿里收购之后，虾米放娱乐新闻资讯、购物优惠券，有一个员工曾为此跟同事吵起来。“用户来是听歌的，不是为了抽你那 8 毛钱的天猫优惠券。”

　　这是版权费重压下的无奈之举，也是今日我们无法安安静静听歌的原因。在线音乐平台依靠音乐本身无法盈利，只能通过广告、直播、K歌、演出、票务、播客活下去。

　　腾讯音乐集团招股书显示， 2018年营业收入超过170亿元，但主要的业务模式是以卡拉OK和音乐为中心的现场直播服务，流媒体付费用户的收入只占4%。

　　而且面对中国版权大战陷入持续的消耗和拉锯，中国的唱片工业也无法挺直腰板。日本有索尼、爱贝克斯、J Storm，韩国有BIG HIT、JYP YG、SM等本土的唱片公司，中国头部艺人的歌曲版权都在海外三大唱片手中。

　　“明日的中国流行音乐会是今日的戏曲。”虾米联合创始人朱七曾抛出过这个大胆的论断。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个论断太过悲观，但一定不要温和地走入那个良夜。

　　现在去回在线音乐的往事，在国内率先开启独家版权收购的谢国民和同时在中国实行“独家竞价+保底费”模式的环球、索尼、华纳三大唱片公司，才是笑到最后的赢家。

　　谢国民在腾讯音乐上市后高位套现，如今拿了美国绿卡在美国追求新的人生，而三大唱片公司这些年也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纷纷开启了上市计划，华纳上市创下2020年美股最大IPO。

　　兜兜转转，中国的音乐平台沦为了三大唱片的“打工人”，我们听什么还是外国人说了算，虾米倒下的身影，也只有用户感到遗憾和伤感，“打工人”终究拗不过资本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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