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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国将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创、共享新发展理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互促互进的双循环新的发展格局。” 11月5日，在第四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中国现代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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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6世纪起，多位欧洲饱学之士来到中国，终生翻译，传播中国文化。明万历进士李日华曾赠诗利玛窦云：“浮世常如寄，幽栖即是家，那堪作归梦，春色任天涯。”新中国成立前后，也有深爱中国的外国友人终生翻译、传播中国文化。如美国犹太人沙博理（Sidney Shapiro， 1915—2014）、英国人戴乃迭（Gladys B. Tayler，1919—1999）和新西兰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1897—1987），他们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国籍。

　　沙博理曾是一名美人，因战争需要外语人才，被选中学习中文。他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中文，1947年他远涉重洋来到上海。为了继续学习中国文化，他结识了一些文艺工作者。机缘巧合，战乱中他结缘《人世间》杂志的主编凤子，一年后两人结为伉俪。沙博理曾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百姓有深切的同情。当他得知妻子是一名者后，就暗下决心帮助中国者，于是他成为我们党的外围人员，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工作场所掩护了一批批地下工作者，为我们党保存了有生力量。1948年，沙博理与凤子迁居北平。新中国成立后，因热爱翻译事业，沙博理先后在对外文化联络局、《中国文学》杂志社等单位从事审译工作。196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加入中国国籍。从1983年担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以来，沙博理积极参政议政，为中外文化交流不断作出贡献。

　　戴乃迭1919年出身于北京的英国人家庭，7岁以前一直居住在中国，1926年才随家人返回英国。1937年，戴乃迭就读于牛津大学法国文学专业，由于对中国有着不解的情缘，后转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在学期间邂逅了杨宪益，成为她一生的挚爱。当时，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杨宪益等人的澎湃爱国之心、坚定的报国之志深深触动了戴乃迭，于是她也成为了一名抗日斗士，同大家一起发文章，做演讲，声讨帝国主义，激发广大民众的抗日。1940年，戴乃迭、杨宪益二人订婚，戴乃迭不顾母亲劝阻回到中国，一年后二人在重庆举行婚礼。此后，戴乃迭先后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贵阳师范学院等高校任教，1943年随丈夫加入国立编译馆。1952年二人迁居北京，来到外文出版社工作。戴乃迭与杨宪益合作，翻译出版了《楚辞》《史记选》《长生殿》《儒林外史》《鲁迅选集》《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楼梦》等中国优秀文学作品，为外文出版社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54年，戴乃迭调至《中国文学》杂志社工作；改革开放以后，戴乃迭翻译了沈从文的《边城及》《湘西散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古华的《芙蓉镇》，邓友梅的《烟壶》，张贤亮的《绿化树》等；数十年来，她还为《中国文学》培养了不少知名翻译和业务骨干。晚年，戴乃迭将其一生的珍藏，包括明清字画全部捐赠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路易·艾黎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立下战功，后因负伤回到新西兰。在家养伤期间，艾黎听闻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处于水深火热当中。1927年，30岁的艾黎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同广大穷苦百姓一道摸爬滚打十余载后，加入了中国人民的斗争。1934年，他参加了外籍人士创办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学习先进的理论知识，利用自己外国人的身份秘密与中国党取得联系并开展工作。1938年，艾黎参加抗日战争，担任工业合作社的技术顾问，其间为抗战前线指导组织生产抗日军需、民用物品，堵截日货倾销。1940年，他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为新中国培育人才。新中国成立后，艾黎来到北京生活，四处奔波考察民情，投身于写作与翻译当中，代表中国人向世界发声，他积极参加国际会议，代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发声。85岁生日之际，北京市政府授予他“北京市荣誉市民”称号，三年后甘肃省政府授予其“荣誉公民”称号。

　　三位国际翻译家虽出生在他国，但都追寻自己的“中国梦”。沙博理到中国的初衷就是要成为生气勃勃的中国社会的一分子，与中国人民一起经历风风雨雨。沙博理是国家翻译实践中的英雄，他译笔下的中国文学是他深情解释中国的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方式。路易·艾黎原本也只想到中国“看一看”，一看便是60年。面对日军侵略，他创“工合”，办“培黎”，助力抗战。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中外友好大使，积极参加国际会议，并著书立说传播中国文化。戴乃迭在海外中国留学生抗战的影响下，加入了牛津大学中国协会，在杨宪益影响下渐渐爱上中国的一切。她曾戏称她爱的不是杨宪益，而是中国传统文化。这份热爱让她义无反顾地与丈夫回到中国任教，虽然遭受了岁月摧残，经历了丧子之痛，却依然坚持创作，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学。

　　三位都是伟大的国际和平卫士。他们经历了战乱，目睹了中国民众在残酷无情的战争中颠沛流离的生活，便积极投身于声讨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为和平发声。朝鲜战争期间，沙博理不断向美国杂志社投稿，揭露美帝战争罪行。路易·艾黎组织了学校宣传队声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并积极号召捐款，《山丹一年来的抗美援朝工作》档案记载“培校职员学生工人共捐款4500多万元”，其中不乏外籍教师的参与，有力支援了全国抗美援朝。抗美援朝前夕，杨宪益变卖家中珍藏，戴乃迭将自己的订婚戒指和各种金银首饰全数变卖，为志愿军捐献了一架飞机。

　　沙博理说：“随着岁月的流逝，虽然我从未失去我身上的美国味儿，但我越来越感到中国是我的国家，我的家园，我的家庭。中国社会有一种从容舒适的温暖和亲切感，我希望永远不要改变。”沙博理把翻译当作为人民服务，坚信译者要有立场观点。他不断努力学习中国文化，从中国的角度解读生活与斗争，在译作中用地道的英文解释了原作“反帝反封建反资产阶级”的目的。作为外国专家和国际主义者，他对中国的理解和支持展现于其笔触。路易·艾黎曾说中国给了他生活的目的，给了他一项愿意为之奋斗的、意味深远、回报丰富的事业。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不断撰写文章揭露日军侵华的罪行，将自己的住所作为我们党地下工作者的接头地点和人士的避风港。他发起了“工合”运动，创办了“培黎”学校，“手脑并用、创造分析”这一理念是他一生的教育思想结晶，影响了一批中国人。戴乃迭说过她有两个祖国。出于对中国和中国事业的热爱，戴乃迭与丈夫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一起翻译了大量红色经典，为重塑中国国际形象作出了贡献，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豪情壮志。

　　三位翻译家都有杰出的成果与贡献。沙博理一生笔耕不辍，从1950年产出第一部翻译作品，到2003年出版最后一部翻译作品，译作涵盖小说、诗歌、散文、曲艺和人物传记等广泛体裁，总计1000多万字，诠释了对中国的热爱。在1949—1966年间，他翻译了《柳堡的故事》等17部红色经典。在1967—1978年间，翻译了《水浒传》。改革开放后，他翻译了《春桃》等8部作品。他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身体力行地传扬中国文化，为中国对外宣传事业以及中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戴乃迭与杨宪益翻译了大量的红色经典，使海外人士得以及时了解中国动态。戴乃迭还独立翻译《红旗谱》等80多部作品。艾黎一生耕耘，向世界展示中国，倡导和平的著作和创作诗集就有53部，译介作品13部。艾黎不仅耕耘译坛，更身体力行投身中国建设事业。他重建山丹培黎学校，招收农村青年技术人才，为西部大开发培养了大批人才，其贡献是历史性的。

　　三位翻译家虽出生异国，但最终扎根在中国，与中国同胞同呼吸共患难。他们飞驰译路，著译颇丰，为重塑中国国际形象奋斗不息，他们的情怀让我们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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