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博士的脑洞｜人口政策②：人多是本钱还是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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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说过，马尔萨斯并非横空出世，其理论的诞生和英国当时的历史背景有深刻关系。（详见《 Z博士的脑洞｜人口问题，世易时移，变法宜矣》，2021-06-03，澎湃商学院）而人口学说怎样为世人所认识，也往往和时势相连。这个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

中国的马尔萨斯

和马尔萨斯同一时代，在中华大地上，亦有人对人口问题深感忧虑。与马尔萨斯随横隔整个欧亚大陆，却似乎冥冥之中“心有戚戚焉”。

这个人叫做洪亮吉。

洪亮吉生于乾隆十一年公立1746年，比1766年出生的马尔萨斯长20岁。洪亮吉初名莲，又名礼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居士。阳湖(今江苏常州武进)人，祖籍安徽歙县。乾隆五十五年科举榜眼，授编修。他有关人口的著述是《治平篇》《生计篇》，写于1793乾隆五十八年，即1793年。两本著作与马尔萨斯发表《人口原理》的1798年相差则只有5年，基本上可算是同时而出。

洪亮吉认为，“……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拥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元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也就是说，人口增长得太快了。

而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则远远不及人口增长速度。“……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

如果任由这样发展下去，则会导致物价飞涨，“闻五十年以前吾祖若父之时，米之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布之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且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广……”而且会生出社会不稳定来，有“沟壑之忧”“攘夺之患”。

同样的理论出自同样的背景

总结起来，洪亮吉的结论有二，一是人口会呈级数增长，二是生活生产资料会无法跟上人口增长的速度。

和马尔萨斯同志的结论几乎别无二致。

或因他们所处时代的背景多有相似之处。

在马尔萨斯时期的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时期，人口增长迅速。公元1100年之后的400年间，英国人口从约150万至180万增加至250万至300万。从1750年至1841年，英国人口增长了1.55倍。1801年英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1801年至工业革命结束的40年间，由于生产力进步，工业经济迅速扩张的同时人口飞速增长。1750年至1801年人口年均增长量为10.8万人，此后的40年里年均增长量增加至27.1万人。工业革命的100年间，英国人口增长了1.61倍，而此时整个欧洲人口只增加了0.7倍。

洪亮吉生活的康乾盛世晚期，也是人口快速增长时期。1391年(明洪武二十四年)中国人口不过7160万人，1651—1661年(清顺治八年至十八年)人口1亿左右，1678年(康熙十七年)中国人口大约1.6亿。从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四十年，中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6.82‰，总人口超过3亿。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四年人口年增长率为4.72‰，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三十年为4.19‰，总人口超过4亿后又开始下降。

折算时期的人口增长，得益于明末清初的战乱、灾荒、瘟疫终于过去，而康熙、雍正乾隆采取了所谓“开明专制”的方式，以稳定社会、促进经济。尤其是康熙朝曾经颁布“盛世滋丁，永不加”的著名政策，更是刺激了经济和人口的增长。

英国的洪亮吉

事实上，到了清朝后期，对人口增长过速、人口总量庞大的忧患在如汪士铎、薛福成、严复等学者的著述中皆有探讨。

随着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一些西方著作、思想被引进中国，马尔萨斯也是其中之一。19世纪末期以后，严复开始在诸多场合言及马尔萨斯之人口理论。他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向时人介绍了此理论的基本内容，并据此说明了人口增长的规律及其与土地、工资等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在晚清时期，有报刊称马尔萨斯为“英国的洪亮吉”。

到民国初期，战乱频仍，总体人口似乎有下降趋势，但结构性问题愈加突出。一方面，人口基数仍然较大，另一方面，经济和人口的区域性不平衡、男女性别的不平衡和不平等、城镇化和新旧经济的不平衡等问题在时代变迁中益发尖锐，加上战争、文艺、饥荒等，人口问题又成了“大问题”。

至民国二三十年代，中国似乎已成为各种西方主义争论的演武场。当人们对人口与贫穷问题日益感受深切，马尔萨斯人口论又被关注和探讨。社会学界、经济学界等各种人士对此深入探讨。

不仅是学术探讨。

学术探讨背后，其实是实际生活的感同身受。

鲁迅在当年已经是社会知名人士，其收入不少，尤其在1929年解决了办税问题后，生活颇为富裕。但他在与李秉中的来往书信中谈及生育压力时却深表赞同，说是“生今之世，而多孩子，成为累赘之事，然生产之费，问题尚劲，大者乃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措手。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

到上世纪40年代，报刊已然将洪亮吉比作为“中国的马尔萨斯”。

人多是本钱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人口也有很多探讨。

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等人利用马尔萨斯人口论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毛泽东说：把发生革命的原因归结为人口太多，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古今中外发生革命包括美国的独立战争都是剥削和压迫引起的，而绝不是因为人口太多；“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之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他针锋相对地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当然，毛泽东强调人多是好事也有备战的考虑。1954年8月，他在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说：“谁要打仗，就反对他。我们没有别的本钱，只有一桩，就是老百姓。人多，地大，是我们的两桩本钱。”

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展开之后，人口增长过快与经济建设、人民生活的矛盾开始暴露。在这种情况下，1953年到1954年间，党内外的邓小平、邓颖超、邵力子等人先后从有利于母婴健康、缓解家庭困难、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角度提出了节育问题。

人是不是太多呢？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针对当时人们对合作化会导致大批剩余劳动力出现的担忧，多次根据手头的材料指出：合作化为扩大生产规模、发展多种经营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不仅为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甚至还会带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人多也会带来困难

当然，随着人口的增加，观念也在改变。

1956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计划生育问题。他指出，每对夫妇都应该制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的家庭计划，并与国家五年计划相配合，使人类自身生产告别无政府状态。

1957年2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一改往日只说人多是好事的做法，提出了“中国人多也好也坏”的观点，并讲到了人口众多可能带来的安排就业、安排小孩子、解决交通运输等难题，甚至逛公园都要排队。

同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概念，强调“要有计划地生育”，人口生产不能无组织、无纪律。

但是，1957年冬至1958年春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这种群众性生产运动造成了劳动力供应紧张的现象，于是毛泽东1958年的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现在还是人多好。4月15日，他在发表于《红旗》杂志创刊号上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写道：“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5月18日，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讲话时又说：八亿人口，十亿也不怕，美国记者说，一百年后中国占一半，那时文化高，都是大学生，很自然会节育。

1959至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严重困难，粮食问题变得严重。在这种情况下，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3年，毛泽东在会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时说：“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人太多，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所以现在还有不少困难”。1965年，当埃德加·斯诺问他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是否满意时，他说：“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

一封《公开信》的三十年

我国总人口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4亿，迅速增加到1970年的8.3亿，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国家从七十年代开始，在城乡推行计划生育。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2年，我国人口总数超过10亿。当年9月1日，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1月写入新修改的《宪法》。

在1980年的《公开信》里，曾经这么说：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三十年后，2011年11月，开始实施“双独二孩”政策。

接着，2013年12月，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

201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实施“二孩”政策。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强调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健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

这时，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从上世纪70年代一度超过6，跌至本次普查的1.3。自2016年至今，生育率几乎连年保持低位甚至下降。中国虽仍是人口大国，但已经进入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行列。

当然，生育率走低是全球趋势，也是历史趋势，难以逆转。但不同时期对人口理论的不同认识，并带来实际操作层面的不同政策，或是非常有必要的。

无论是三十年前，或是三百年前，或万难想到，有一天我们有十四亿人，实现了全面脱贫，还开始为生育率太低烦恼。

后记

洪亮吉那时已经提出，解决所谓人口问题，主要还是要打击贪腐奢靡、减轻税负徭役、鼓励劳动者开垦荒地、抑制大户兼并土地。1799年，他上书嘉庆，“人才至今日消磨殆尽矣。数十年来，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所遭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以定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直击时弊而获罪，虽从轻发落但就此郁郁，十年后卒。

而此时，就在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出来不久，广大学子迎来了高考。这一年，人们发现，今年全国高考报名1078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很多人惊呼：人究竟是太少还是太多？

尽管其中有普及高中教育等其它政策原因的影响，但我们能够看到，所谓人口多少，从来都是和资源匹配程度相连接的。如果市场繁盛、生产力旺盛、资源充沛、分配公平，人多也不至于“少吃没穿”。反之，如果战争频仍、饥荒瘟疫横行，人再少也很“多余”。

我们已经知道，人口往往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世易时移，人口是重要经济因素，但将一切归功或归咎于人口，是不对的。

世易时移，变法宜矣。

（作者万喆为经济学家，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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