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西方女权是这样效仿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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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谈到“全球化”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认为西方是全球化的中心,为现代化提供了模板,并不承认或者完全忽视亚洲国家在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而本文通过探讨中国在西方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中的关键作用,向我们展示出中国如何为西方女权主义者提供灵感、树立榜样,并提醒着我们,中国曾用深刻而有力的方式影响着全球。
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成为推动世界各地社会的关键角色。尽管少有在北美的民间交流,但中国政府却集合了宝贵的资源,印刷了数以百万计的书籍和小册子,翻译成十几种语言,把中国宣扬为的宝地。
中国的文化大,伴随着大学生和反官僚、反等级制度的任务,引发了北美人对、女权以及其他方面的共鸣。随着社会运动逐渐升温,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愈发借助着中国,去想象一个美好的未来。中国本身在反越战运动中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她甚至还制作了促进全球团结的海报。
中国对西方第二波女权主义的影响显而易见。在北美的集会上,传单上镶嵌着中国的木版画,各种立志的小册子上都有中国女性骑着拖拉机、在工厂做工、作为女科学家使用显微镜的照片。随着北美女性越来越不满于自己有限的职业机遇,这些照片对她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像Redstockings(于1969年1月在纽约市成立编者注)这样新兴的社会主义女权团体,都把这些图片当作自己的宣传材料。
20世纪60年代以前,北美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主要聚焦于苏联。但是,在斯大林的清洗运动和苏联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消息传播之后,苏联之外的社会主义者都开始感到不安,而中国则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替代榜样。到20世纪60年代末,社会主义女权团体的主要参照物都来自于中国,而非苏联。
中国的激进社会变革与封建的过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让中国为女权主义提供了强大的形象。许多人把“中国传统女人”看作是世界上最受压迫的人之一,她们裹脚,作为一个陌生人被送到她们丈夫的村庄,为丈夫和他的家人服务。相反,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正式通过了新的《婚姻法》,它宣告包办、强迫婚姻和纳妾是不合法的,并赋予妇女家庭财产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平等权利。它还允许女性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无法想象的时间点下就可以离婚[1]。曾经有一段时间,在西方国家了解到其他情况之前,中国有时被视为第一个女权主义国家。
中国不仅在离婚政策方面树立了榜样,她还提供了堕胎的合法案例和堕胎的技术。而在加拿大,只有通过女权主义运动,1969年的一项法律才将避孕药具和某些特殊案例的堕胎合法化。
中国也为妇女平争带来了一些新表达:“emancipation”和“liberation”(这两个词都指“解放”,前者在之前仅指奴隶制度的结束,后者在之前仅指军事上击垮压迫势力)。中国者使用的术语后来成为北美女权运动的关键词,形成了一种全球团结的语言。“全世界的妇女,联合起来”成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新版本。
在最畅销的女权主义作品中,比如1970年的《姐妹情谊力量大》(Sisterhood is Powerful)中,中国是女性主义未来最突出的典型代表。在女权运动中提出了最著名的那个口号“个人的即是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出自北美女权主义领袖卡罗尔汉尼斯(Carol Hanisch),在2012年,她告诉我,她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主要受到的启发。
事实上,第二波女权主义者所使用的关键社运策略,包括提高性别平等意识的会议和学习小组,都受到了中国使用类似技术的启发。这些妇女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社会共同经历的一部分,努力理解她们自己的困难,团结起来,颠覆各种形式的父权力量。她们尝试了基于共识的决策、预兆性的平等[2],并从诸如韩丁(William Hinton)的《翻身》等书籍中获取灵感,这本书对中国巨大的社会变革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描述。
《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纪实》,作者韩丁,原名威廉辛顿(Willam Hinton),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雷丁镇人。1948年,执教于北方大学的韩丁,以观察员身份随同学校土改工作队首次来到山西省潞城县张庄村(今属长治市郊区东厂镇)亲历半年土改,深入考察,写成了此书 图片来源:豆瓣读书
她们创造了新的媒体渠道,比如女权主义出版社(Feminist Press, ,出版了女性作家的重要作品,女权主义的女性传记,以及非性别歧视的儿童读物。这家新闻出版社出版了诸如Agnes Smedley在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中国妇女在中的画像》(Portraits of Chinese Women in Revolution),直到1976年,在文化大逐渐平息之前,这家出版社的出版物中一直都在提与中国有关的例子。
我并不是说北美女权运动的所有方面都与中国有关,但这些形形色色的例子显示了中国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当中国的思想开始在北美传播时,其影响开始与在中国本身发生的事情产生分流。在中国,女权主义是由国家机关负责实施的。西方的第二波女性主义创造了在中国没有的新机构,比如危机中心、危机热线、受虐妇女收容所和妇女收容中心。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激进的女权主义运动开始衰落,对中国女性生活的更严肃冷静的描述开始出现。
在近50年之后的现在,仍有许多人坚持认为北美第二波女权主义的所有方面都是从本土产生的,认为女权主义是由欧美人独立创造的,而直到上世纪80到90年代才开始全球化。很多人遗忘了中国的思想在西方的第二波女权主义中所起的作用。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承认(即使是在中国),但是这些故事正在揭示出,中国曾用深刻而有力的方式影响着全球。
[1] 1950年新《婚姻法》第十七条: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第十八条:女方怀孕期间,男方不得提出离婚;男方要求离婚,须于女方分娩一年后,始得提出。但女方提出离婚的,不在此限。
[2] 预兆性(prefigurative politics):由Carl Boggs首次提出,是指行动本身和行动的组织原则,就是成为未来社会的样貌。社会运动应该是对未来社会和图像的真实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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