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男女平等？联合国妇女署的马博士给出了权威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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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高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社会知晓率和认同度，市妇联针对不同群体、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开展国策宣传进媒体、进党校、进机关、进高校、进社区、进家庭“六进”活动。

　　参加讲座的有联合国妇女署驻华办公室高级项目官员马雷军，市妇儿工委副主任、市妇联主席刘勤，刘雅涵，济南日报报业集团、董事长、济南日报社社长马利，总编辑、党委、副董事长张楠，以及报业集团的员工和部分市民记者代表共200余人参加培训。

　　马雷军是北京+20宣讲团(北京+20：为纪念1995年世界第四次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20周年，于2015年成立的宣讲团)成员，全国和谐家庭及性别平等宣讲团成员，自2005年以来，一直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妇女署等机构工作。

　　“拼智慧、拼能力，女性并不输于男性。女性有自由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她的选择要得到社会的尊重，社会则要为女性的发展提供可能、提供空间。”马雷军博士说。

　　“根据2014年社会性别指数（GDI）数据，联合国对性别平等评判标准结果，中国排名87位，越南排63，日本排55，韩国排61。”马雷军介绍，这个排名分别将各国女性在领导层的比例、女性高级职称、女性工资和男性工资比例等进行排名，排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国的妇女地位以及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程度。“在中国，男人负责赚钱养家、女人负责貌美如花，是一些家庭中惯用的思维。包括有些行业‘只招男生’，把机会优先给男性，男性淘汰下来的岗位才会给女性。”马雷军讲解称，女性要实现实质性平等，就要以独立的人格出现。

　　“邀请马博士来做专题讲座，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重要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妇儿工委关于‘国策进党校、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进媒体’的具体要求而组织开展的。”济南市妇联刘雅涵介绍，活动目的在于进一步推动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进程，不断营造男女平等的良好社会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被叫响；1995年，我国首次提出男女平等是一项基本国策。

　　“中国历来支持男女平等，却没有几个人能搞懂。”什么是平等？中国的社会性别现状是怎样的？如何从政策层面推动中国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

　　“很多人觉得中国的妇女地位已经很高了，但按照联合国的评判标准，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马雷军说。

　　在很多人印象中，似乎中国女性在家里的地位越来越高，“管钱”、“说了算”，地位已经高出男性，其实，这是人们对性别平等的一种普遍性误解。

　　根据2014年社会性别指数（GDI）数据，中国排名为87位，越南为63，日本55，韩国61。

　　这个排名分别将各国议会中（即中国的）的女性比例、女性在领导层的比例、女性高级职称、和管理的人员所占的比例、女性工资和男性工资比例、女性在国务院领导的比例、女性部长所占部长总数的比例等进行排名。排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国的妇女地位以及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程度。

　　性别平等指的是，更好地平衡男性女性之间的关系，使男性女性都能更好地发展。社会性别平等分为“形式上平等”和“实质性平等”两大类。前者包括“绝对性平等”、“对等性平等”。所谓绝对性平等，是指在追求平等过程中不考虑男女在生理、心理上的差异。

　　马雷军表示，联合国不认同形式上平等，而提倡实质性平等，后者主张在考虑到男女生理差别的基础上，追求结果上的平等。按照这一观念，联合国制定了“社会性别平等指数”的统计方法，这一指数包含很多硬指标，如部级以上领导的女性比例、女性和男性的平均工资比、拥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与男性数量比等。

　　马雷军认为，中国的社会性别问题任重道远，国家相关政策中有很多不利于女性发展的地方。“我们的工作就是把性别平等落实在政策上，形成对女性更加长效的保护。”

　　比如，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委会在2009年出台了里程碑性质的《审理家暴案件的司法指南》。以前，以暴制暴的家庭暴力案件，只能按照故意杀人罪来判罚当事人。现在，法官们有指南可依，类似案件的判罚结果为“判3年缓5年”，这对遭受家暴严重的女性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再比如，推进“性别主流化”。中国社科院有一项“中国青年科学”基金，此基金面向的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被叫响；1995年，我国首次提出男女平等是一项基本国策。

　　“中国历来支持男女平等，却没有几个人能搞懂。”什么是平等？中国的社会性别现状是怎样的？如何从政策层面推动中国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

　　针对以上问题，联合国妇女署驻华办公室高级项目官员、管理学博士、著名性别专家马雷军接受了女报专访。

　　2012年前，申请该项目者中95%的都是男性，因为在30岁—35岁左右，女性正好处于生育、哺育子女时期，很多女性正是因此错过了最佳申报时机。在联合国妇女署的推动下，该项目的男性申报年龄依然在35岁以下，将女性的申报年龄延迟到了40岁，由此，从政策层面上，推动了性别平等，给了女性更多应有的权利。

　　“我们不接受个体女性提出的问题，比如单个女性的家庭问题或者就业问题，我们面对的是整个女性群体，使政府出台对社会性别平等有利的政策，以此与国际接轨。”

　　比如，在国际中，对女性保护的标准执行的是“三期”保护，即女性在怀孕期、产期、哺乳期可享带薪休假或减轻劳动量等权益。不过，在国内，执行的是“五期”保护，即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更年期可享受带薪休假或减轻劳动量等权益。这种过度保护无形中在女性就业中增加了变相的歧视，并不利于她们得到平等的机会。

　　在性别平等上，中国近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果。在马雷军看来，目前为止，中国在性别平等上取得最大成就的是教育。

　　教育在过去几十年中发展得很迅速，恢复高考伊始，女性大学生超过了22%。今天的数据，本科生女性达到了50.86%，研究生女性达到51.2%。

　　“我觉得教育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但是这也不能掩盖我们教育中还存在很多性别方面的问题。”比如我们只注意到了就学率达到了50%多，没有注意到很多男性是理工科，女性都是文史或者艺术类的专业。很多时候还没有得到性别平等，这些都存在性别的问题。

　　除了数据，我们该怎样对孩子进行性教育，这还存在一些问题。“也就是说，老师可能会教孩子说男孩子更战略一些，女孩子更细致一些，从小不断给孩子灌输这些思想，从而孩子从小形成了一些性格特征，这些都是待改善的地方。”

　　此外，社会性别问题离不开男性，马雷军说，在给女性赋权的同时，也是在为男性争取权利，给男性争取一个平等分享家庭责任、分享社会责任的机会，使男女关系更加和谐。

　　在解放女性的同时，也是在解放男性。“三无男”、“无房无车男”、“凤凰男”等这些说法，马雷军认为都是荒谬的。他认为“要男人买房、买车，不然就不算男人”，这是对男人的不公平。“如果女性跟男性挣一样的钱，那么两个人共同承当买房的责任就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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