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抗疫史上有哪些“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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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医学之父”、古希腊医学黄金时代缔造者希波克拉底的“誓言”，在1948年被世界医学协会采纳为影响后世的《日内瓦誓言》。作为职业道德的圣典，其规范作用远超医学界，成为人类社会抑制人性之恶的一个重要道德规范。《希波克拉底誓言》最早提出“不伤害原则、为病人利益原则和保密原则”，是开创性的原则，也为疫情的隔离遏制提供了指引
■在中国，先秦时期就有隔离遏制疫病传播的实践记载。孔子探望得意门生颜回时，曾“隔窗而望病”。南北朝时期，隔离方式已成为正式推行的一种制度。距今1500年前，北魏太医署“于闲敝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住”。隔离的同时，防护理念也在同步发展。例如，葛洪的《肘后方》主张祛除“气疫”，里面就有六种针对空气消毒的药方
人类史与疾病史始终相伴，人类进化及社会发展实际上也是与各种疾病进行不断斗争的历史。在人类文明史正式诞生后的数千年间，有些传染病甚至影响到了区域发展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走向。
14世纪至17世纪，曾有过一次鼠疫大暴发。仅在1347年到1349年两年间，2500多万人为之丧命，欧洲人口迅速减少1/3。这场令人恐惧的瘟疫，被后世称为“黑死病”。
据记载，1344年，蒙古大军攻打黑海港口城市卡法（今乌克兰的费奥多西亚），但三年未果。蒙古人自远东地区调来数万大军，孰料援军中正在流行鼠疫，短短数日上千人死亡，蒙古军队最后只得撤离。但在撤兵前，他们竟将染病者的尸体抛入卡法城内。此后，瘟疫经由难民和商人传到意大利，不久席卷欧洲。
传染病不仅危害人们的健康和生命，还使一些文明遭到灭顶之灾。戴蒙德在《枪炮、病菌和钢铁》一书中指出，是传染病而非武力征服了美洲。美洲的印第安人先后遭到天花、麻疹、伤寒斑疹、流感的传染，死于这些瘟疫传染的印第安人高达95%以上。戴蒙德认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欧洲人带来的瘟疫摧毁了美洲地区的印第安文明。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1918年暴发的“西班牙流感”。这一流感的得名，并非说病毒源于西班牙，而是因为该国有约800万人感染。最初，它暴发于1918年3月4日的美国堪萨斯州军营，随即传播到西欧各国。
在1918年、1919年，共造成全球约10亿人感染，死亡人口在2500万至4000万人之间。这场致死率较高的疫病，是人类历史上第二致命的传染病。某种程度上，它还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提前结束。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疾病尤其是传染病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在有文字记载的世界历史上，已经发生了十几次重大瘟疫。20世纪以来，全球也有过数次重大疫情。其中，有四次被世界卫生组织给予确定，其间数亿人感染、千万人死亡。
在与疫病抗争的过程中，人类探索总结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办法。比如，用隔离法抵御瘟疫的流行，就有数千年的历史。下面，简单作一些梳理和介绍。
西方“医学之父”、古希腊医学黄金时代缔造者希波克拉底的“誓言”，在1948年被世界医学协会采纳为影响后世的《日内瓦誓言》。作为职业道德的圣典，其规范作用远超医学界，成为人类社会抑制人性之恶的一个重要道德规范。《希波克拉底誓言》最早提出“不伤害原则、为病人利益原则和保密原则”，是开创性的原则，也为疫情的隔离遏制提供了指引。
在伊斯兰世界，阿拉伯文化的繁荣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医学的发达上。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今天叙利亚大马士革建立的“隔离医院”。公元706年，为了遏制麻风病等疾病的传染，时任帝国皇帝瓦利德一世（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第六代哈里发）在首都建立了第一所伊斯兰医院，并为麻风病患者设置专门病区。当时，这种“群体隔离”制度可以说是较为先进的。
“隔离”一词最初是意大利语，意思是对船只及船上人员进行为期30天至40天的海上逗留观察，以作为预防和遏制黑死病传染的严格措施。历经漫长的历史时期和近代科学的实践证明，“40日隔离期”对验证、核实旅行者的健康状况是有效的。
在隔离检查制度确立的同时，历史上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孤岛隔离中心”——拉扎雷托也得以建立。当然，这一隔离中心主要是简单的隔离防控，从技术含量上说并不是很高。
从大规模防御和遏制的标准来看，较为统一且行之有效的举措始于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当时，在疫情暴发期间，为遏制大规模地、迅速地传播，相关国家采取了一个有效的措施——“非药物干预”举措。其具体内容包括：隔离患者和感染者，强制性关闭公共场所，提倡和执行良好的个人卫生行为和习惯，等等。
这些措施既有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又带有非强制性的呼吁、倡导和宣传，是符合应对疫情和社会发展实际的。
在中国，先秦时期就有隔离遏制疫病传播的实践记载，疬疫病疾中的“疬疫”就指的是传染病。殷墟出土文物中，甲骨文字有“疾疫”“疾年”等字。可以推断，上古时期已有传染病方面的记载，甚至是应对防控的实践。此外，各种文献如《周礼》《吕氏春秋》中也有相关记述。
春秋时期，孔子探望得意门生颜回时，曾“隔窗而望病”。宋代朱熹等人认为，这是孔子因担心传染而特意让自己与处于隔离状态，当然也可以认为是主动与孔子隔离而望。
这种自我隔离的传统一直流传下来，《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中就有不少隔离案例。例如，五代十国的后唐时期，湖北随州与河南邓州闹瘟疫，许多人重度感染后为避免再传给亲人而紧闭房门，只在窗户上开一小洞，以便传递饭菜和便桶。
清初，京城常闹天花，朝廷严令“凡民间出痘者，移之四十里外，防传染也”。顺治帝还曾移驾到行宫，只让太监送饭送炭，“惜薪司环公署五十丈，居人凡面光者（疑似患者），无论男女大小，俱逐出”。
隔离的同时，防护理念也在同步发展。中国传统医学强调预防为主，讲究个人卫生，提倡用中草药进行消毒杀菌，并对卫生防疫进行了理论总结和实践指导。例如，葛洪的《肘后方》主张祛除“气疫”，里面就有六种针对空气消毒的药方。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隔离观察治疗的明确记载在《汉书·平帝纪》中就有出现：“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一“舍空邸第”，可以说是最早明确记载的“隔离医院”。
南北朝时期，为了遏制疫病的传播，隔离方式已成为正式推行的一种制度。距今1500年前，北魏太医署“于闲敝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住”。南朝齐的“六疾馆”更是为隔离遏制和防护而建立起来的专门机构，不仅收治患者，而且将病人与健康者进行有效隔离。
明末江南医学家吴又可的《瘟疫论》，是中国首部传染病学的专论。其防治观点和救助方法包括：遮掩口鼻加以防护（可惜未能就此发明口罩）；焚烧已死患者的尸体，避免传播；对患者进行隔离，等等。第三，综合性抗疫机制得到建立与完善。
古代抗疫机制在隋唐时期已基本成形。这一时期，医学逐渐发展并走向繁荣，医学、医科、医署、医药等空前发达。当时，为应对突发疫情，朝廷建立了三大应对机制：及时医疗，遏制传染，赋税减免。
至两宋，这一“古代抗疫史的高光时刻”取得了更大发展，抗疫机制进一步完善。宋代超越隋唐的“太医署”，设立更高规格的“太医院”，并增设太医局等医疗、医学机构，日常多为朝廷服务，特殊时期翰林医官则应诏赴疫情暴发地区巡视和防治。
此外，朝廷还设置惠民和剂局，在疫情暴发时对中草药实行降价。众多慈善机构，如宋代的安济坊、居养院等，加上民间救助团体，在防止疫情的过程同发挥积极作用。
19世纪前，人类对抗黑死病、鼠疫、天花、流感这类疫病采取了一定措施，但更多的时候只能听天由命。个体能否存活下来，几乎完全依赖“运气”。
20世纪以来，人类终于逐步走出阴霾，在抗疫斗争中越来越占据主动。结合世界经验和中国实践，主要启示有以下三点：
在这方面，既有失败的教训案例，也有成功的经验。1952年，世界卫生组织创立“全球流感监测网络”，随后监测到1957年的“亚洲流感”（H2N2亚型），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监测到的第一次流感大流行。当年5月，世卫组织确认新型流感病毒后，即向全球各国预警。然而，当时新中国尚未加入这一组织。因此，从疫情发现到全球预警，时间延迟了两个多月，导致了较高的死亡率。
2009年，甲型H1N1流感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后，中国政府第一时间确立由卫生部牵头、33个部门参与的防控机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最初几个月，通过系统隔离疑似患者及接触者，对可能出现的输入型病例进行防控，并扩大“哨点医院”、强化实验室网络，加强主动监测；迅速完成疫苗研发，到年底前以“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则接种近5000万例甲流疫苗；中国卫生部门及时与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通报疫情，并在国内媒体上及时通报最新疫情……
2003年非典疫情的教训之一，就是关于疫情信息的透明度和及时性发布的问题。当时，最初是五天通报一次疫情数据，引发了公众的焦虑和恐慌情绪。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们可以看到，疫情信息发布基本上是每天一次，遇到重要节点或事项甚至会临时增加一次。
信息发布的公开透明，避免了各种恐慌情绪，让各种谣言无法“满天飞”，从而为防控工作提供了较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支持。
总的来看，面对疫情，必须倡导科学和理性。只有科学治疫，才能真正战胜病毒；只有公开透明，才能安抚人心。
这一条启示具有较强的“中国特色”。在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很多人都谈到制度优势。制度优势能发挥什么作用？我举两个例子：
新中国成立伊始，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集中对“黄赌毒”进行整治和改造。短短数年，就彻底消灭了全国性的“黄赌毒”经营。这一伟大成就，获得了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一致称赞。
上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疫情在一些区域暴发，对江南地区尤其是两湖地区的农民伤害极大。在党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部署下，我们最终消灭了这一大疫病。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向全世界宣告，血吸虫病重点流行区域之一的江西省余江县完全获得新生。同志为此特意撰写了《送瘟神》诗。
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就要发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严格落实中央各项部署，做到政令通畅，执行不走样；就要发挥自上而下的决策执行力，责任到人，落实到人；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靠人民群众，使病毒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唯有如此，才能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最吃劲的关键时期，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以独立、自主、安全的高质量发展为指引，积极推动全面、开放、协同、包容、可持续的引领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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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当然是“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但是人口规模巨大这一典型特征也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带来优势，充分认识并利用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可以缓解艰巨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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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进行一些政策上的重大调整，使得我们的整个发展模式、增长机制和分配机制更加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才能最终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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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积淀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这个民族、这个社会能自立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之间的“基因身份证”。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深刻、准确地理解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路径，进而推动美丽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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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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