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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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地跨川滇青藏四区，外延达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
在中国各民族生活中，藏族由于“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而将茶作为“一日不可或缺”的生存必需品。但藏族所居的青藏高原地区，素不产茶。为了将川滇的茶叶运入藏区，同时将藏区的土特产输入中国内地，于是，一条条以茶叶贸易为主的交通线，在藏汉民族商贩、背侠、驮隊、马帮劈荆斩棘下，被开辟出来。由于唐代以来这种贸易关系主要是以内地之茶与藏区之马进行交换的形式进行，故历史上称之为“茶马互市”，或“茶马贸易”。伴随这一贸易而开通的商道，因而被称为“茶马古道”。
汉代的茶马古道——“南丝路”的一段。四川古称“天府”，是中国茶的原产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四川已将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当时，蜀郡的商人们常以本地特产与大渡河外的牦（旄）牛夷邛、痄等部交换牦牛、痄马等物。茶作为蜀之特产应也在交换物之中，这一时期进行商贸交换的道路古称“牦（旄）牛道”，它可算是最早的“茶马古道”。其路线是：由成都、临邛（邛崍）出发，经雅安、严道（荥经），逾大相岭，经旄牛县（汉源），过飞越岭、化林坪至沈村（即荐都，为西汉沈黎郡治地），渡大渡河，经磨西，至木雅草原（今康定县新都桥、塔工一带）的旄牛王部中心。邛崃由于是当时蜀郡的商贸中心和茶、铜铁器的主要产地，故成为汉代茶马古道的起点。
唐代，伴随文成、金城公主下嫁而兴起的唐蕃、经济、文化大交流，使吐蕃出现“渐慕华风”的社会风气。唐人饮茶之习也被传入吐蕃，逐渐成为社会风习。
宋代，中央政府正式与藏区建立起了“以茶易马”的互市制度，随着茶马贸易的加強茶马古道亦随之有了较大的展拓。这一时期的茶马大道主要为“青藏道”，即通常所说的“唐蕃古道”。唐蕃古道在前期主要是一条交往之路，后期则成为汉藏贸易进行茶马互市的主要通道。这条道路东起关中地区，经过青海，从四川西北角的邓玛（原邓柯县），过金沙江，经昌都地区、那曲地区至拉萨（逻些）。这一时期虽在四川的黎（汉源）、雅（雅安）亦设立茶马互市口岸，专门供应康区茶叶。但由于当时所易之马主要产自青海一带，故大量的川茶是从川西的邛崃、名山、雅安和乐山等地经成都、灌县（都江堰）、松州（松潘），过甘南，输入青海东南部，然后分运至、青海各地。
元代，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为发展与内地之间的交通，元政府在藏区大兴驿站，于朵甘思境内建立19处驿站，从而使四川西部与间的茶马大道大大延伸。明朝特别重视茶在安定藏区、促进国家统一中的作用，政府制定了关于藏区用茶的生产销售、贩运、税收、价格，质量、监察的一系列法规和制度，抑制茶商投机倒把。开辟了自碉门（天全）经昂州（岩州，今泸定岚安镇）逾大渡河至长河西（康定）的“碉门路”茶道，并于岩州（岚安）设卫，驻军以保护茶道畅通。
明代，明成化六年（1476年），规定乌思藏、朵甘思各部朝贡必须从“四川路”来京，于是，四川不仅是边茶的主要生产地，而且成为了“茶马互市”的最主要贸易区。明代川藏茶道分为“南路”（黎碉道）和“西路”（松茂道）两条。“南路”茶道中，由邛崃、雅州至打箭炉段又分为两路：一路由雅安经荣经，逾大相岭至黎州，经泸定沈村、磨西，越雅加埂至打箭炉，因其是自秦汉以来就已存在的大道，故名为“大路”，另一条是自雅安经天全两河口，溯昂州河，越马鞍山（二郎山），经岩州，过大渡河，至烹坝，到打箭炉，因系山间小道，故又称为“小路”。自打箭炉至的茶道路线是：打箭炉北行，经道孚、章古（炉霍）、甘孜，由中扎科、浪多、柯洛洞、林葱（原邓柯县）至卡松渡过金沙江，经纳夺、江达至昌都。然后经类乌齐、三十九族地区（丁青、巴青、索县等地），至拉萨；“西路”茶道：由灌县沿岷江上行，过茂县、松潘、若尔盖经甘南至河州、岷州，转输入青海。
清代，四川在治藏中的作用大大提高，四川与关系的密切，进一步推动了川藏“茶马贸易”。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在打箭炉（康定）设立茶关。之后，又于大渡河上建泸定桥，开辟直达打箭炉的“瓦斯沟路”。原由碉门（天全）经两河口、昂州河、岚安、烹坝、打箭炉的茶道，改为天全—两路口—门坎山—马鞍山—泸定桥—打箭炉—线。岚安口岸由此衰败，打箭炉成为川茶输藏的集散地和川藏大道的交通枢纽。清代打箭炉至昌都的南、北两条茶马大道是南路大道：由打箭炉经里塘、巴塘、江卡（芒康）、察雅至昌都。由于这条路主要供驻藏官兵和输藏粮饷来往使用，故习惯上称之为“川藏官道”；北路大道：由打箭炉经道孚、甘孜、德格、江达至昌都。此道原为明代川藏茶马古道的大道，是运茶驮队主要行经的道路，故习惯上被称为川藏商道”。两道汇合于昌都后，由昌都起又分为“草地路”和“硕达洛松大道”两路，至拉萨汇合。
三十一年（1942年），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通往中国战区的通道被切断，贯穿滇、川、藏直达中印边境帕克里口岸的茶马古道，成为运送国际援华物资的重要通道。
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最高、最险峻以及环境最为恶劣的古道。茶马古道纵横交错地在滇、川、藏三个地区之间。因而古道沿线的地势差异较大，地质结构复杂，途经之地大部分都是高山峡谷和急流险滩，再加上变化多端的气候，使得茶马古道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地域特征。其中高海拔是其显著特征之一，茶马古道沿线 米之间。茶马古道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茶马古道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险峻，由于古道是穿梭在各山脉和跨地域的道路，致使大部分的古道都是狭窄的，一般只有两尺多宽，有的甚至更窄。且随处可见断崖绝壁，各种新式的交通工具都无法在茶马古道上施展。
雅安是茶马古道川藏线的起点，是最早向输入茶叶的原产地。宋代时，官府曾在雅安设立“茶马司”，清代将雅安指定为专为藏区生产茶叶的基地之一。以此点为延伸，荥经的清代公兴茶号旧址、汉源宜东古街上的老茶店、天全县始阳镇的清代官方储藏边茶的仓库等，串连成一个个见证茶马古道兴盛的标志。
茶马古道芦山段分为茶马古道八步石段和茶马古道下关段。其中茶马古道八步石段最早建于宋代，东西走向，分布在长8.5米、宽3.4米、面积约为28.9平方米的山坡上。是在整块岩石上凿出石台阶共二十。当地村民可以八步登完，故称八步石。这条路为古时北至邛崃南通雅安的交通要道，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一段。八步石茶马古道遗址是古代西南地区茶马古道重要的实物资料，对研究古代西南地区茶马古道具有宝贵的价值。茶马古道下关段，全长约4000米，宽3米，为青石板路面。青石板有长0.3米，宽0.6米或长0.4米，宽0.9米等不同规格。路面凹凸不平，东西两侧为民居。该茶马古道遗址的发现印证了芦山飞仙关确为南丝之路及茶马古道通往川藏的重要路段，以及其在、经济、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横跨于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之间北盘江花江段上的花江铁索桥以及桥岸崖壁上的众多珍贵石刻作为茶马古道贵州段重要的历史遗迹具有重要研究价值。花江铁索桥摩崖石刻近20处，镌刻于岩体表面。各类石刻详细地记录了自清光绪年间以来，花江铁索桥修建始末、资金筹措、名人题刻、相关历史人物等丰富的信息。崖壁内保存有建桥匠人所凿塑的“普陀真境”摩崖造像三尊，蒋炳堂摩崖造像一尊。
茶马古道（宁洱段）位于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境内的宁洱镇、磨黑镇、德化乡、同心乡等乡镇。宁洱茶马古道始于唐宋时期“茶马互市” 而得名并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以普洱府驻地（今宁洱县城）为源头，以贩运普洱茶为主向国内外辐射出去的古代交通要道。县内保存相对完好的铺筑石板路面有五段，分别是：茶庵塘茶马古道遗址，路面用形态各异的山石铺就，宽约2米，长约12千米，沿途马蹄足印斑驳可辩；孔雀屏茶马古道遗址，全长约27千米，路面用石灰石、砾石等石材铺就而成；那柯里茶马古道遗址，用人工打制条石和砾石铺就而成，路面宽1.5-2米，石阶盘旋而上，全长30千米，是古代直至解放初期滇南地区北上南下的古茶马驿道，属关哨汛塘之要地。石膏井马古道遗址，全长约8千米，用砾石铺就而成，宽约2米。石丫坡茶马古道遗址，全长约6.5千米，保存完好的石镶路约500米，宽约2.6米，是已发现的茶马古道最宽的一段。
茶马古道—云南省—剑川段属于滇藏茶马古道的一部分。滇藏茶马古道的主线为大理→洱源→剑川→丽江→石鼓。沙溪历史悠久，早在2400多年前，该地的经济发达，不仅能冶铸精美的青铜器，还开始冶炼铁器。从沙溪鳌峰山出土的玛瑙珠、绿松石、海贝等东南亚地区产物看，该地已经是对外交流的通道。南诏大理国时期，以寺登街为中心的沙溪地区，已是滇西北交通要衢。茶马古道沙溪段始于沙溪镇鳌凤村村南山脚，止于寺登街北古宗巷，全长约4.2千米。是由古道、照壁、桥梁、寺庙、民居组成的一条文化线]
茶马古道以思茅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东边有小干田茶马古道通往江城、越南等；南边有竜竜、菜阳河茶马古道通往易武古茶山、老挝等；西边有整控渡、糯扎渡、白马山、大丙屯茶马古道过澜沧江通往景迈古茶山、邦崴古茶树及缅甸等；北边有斑鸠坡茶马古道通往内地、、印度等。
哀牢山茶马古道（金山丫口茶马古道）位于镇沅县和平乡麻洋村马鹿塘组，据调查该段茶马古道石板路面铺设于清代，该古道自麻洋村起至金山丫口，全长200米，宽2米，用石块砌成，沿途经恩乐、者干河至麻洋村，过金山丫口，到达新平、双柏、昆明等地，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清代哀牢山主要通道之一，对研究茶马古道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哀牢山茶马古道（新抚城北门遗址）位于镇沅县古城乡政府驻地北面200米处，长33米，宽2.3米，石台错乱重叠，台阶脚有一小石桥，古城门在清代时期称为新抚城北门，北上经玻烈桥到恩乐、景东，到达大理，南门沿把边江下到宁洱梅子乡，再到德安、臭水、磨黑古镇，是滇西至东南重要茶马古道，城北门遗址20千米处是清代玻烈桥，南门500米处有一段长800米宽2.3米的古道，为清代古城茶马驿站遗址，具有一定历史价值。
明清时期，太昭是川藏古道上的重要驿站。现存茶马古道太昭段即位处林芝市工布江达乡太昭古城西北约 2 千米处，林拉公路与夏曲河北侧的山脉中，是古代连通藏区东西的核心走道。藉由这条道路，向北沿娘蒲乡可至那曲嘉黎县，东西连接工布江达与拉萨。古道东西向分布，道路蜿蜒，依随山势，利用岩体自身开凿铺设，或平缓前伸，或呈阶梯状蔓延。路宽处约 1 米左右，狭窄处则短至半米。今古道只有中部沿山腰一段尚存完好，而其东西延伸的路已被绿植和碎石覆盖。
广恩桥遗址位于镇沅县民江村与恩乐老街河岸，建于清初，桥长188米，石墩架木，两旁盖瓦房50余栋，者乐甸（现思茅）土司先世建，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土司官刀佩墇同客民游，世毅重建，清雍正五年（1727年）大水泛滥冲毁，清雍正八年（1730年），知县谭论复修。清道光三年（1823年）知县谭论复修，清道光六年（1826年），知县余炳虎章典史张钊追修，清同治元年（1862年），此桥又遭焚烧。中期，修成石墩木面桥，解放初期，桥被河水冲毁，现仅存石墩四个，其余被江岸泥沙覆盖，石墩部分于1973年建恩乐大桥用石料被拆用。现西岸桥墩高4.2米，宽12.6米，长9.7米，保存完整。
小水井梁子通行关卡规定行文碑刻位于镇沅县城西面小水井梁子茶马古道上，距城区2千米。小水井梁子是清代道光年间古道通行驿站关卡，通行关卡规定行文刻于长1.9米，宽1.2米，厚0.8米的石碑上。行文碑刻石板及石条拆放于小水井梁子古道旁，碑石保存完整。但碑石字迹严重风化，勉强能看到部分石碑内容。该碑刻是茶马古道上不可多得的历史物证，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茶马古道在唐之前业已形成，铺设石头路面则是在明、清、时期。立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的“为善最乐碑”详细记录了思茅区当年铺设斑鸠坡茶马古道的情况。
唐宋茶马古道驿站之新添站位于荥经县新添乡新添村的村道上，由驿站和驿道两部分组成。驿站位于场街中部，坐东向西，该驿站始建于清代。古驿站门前现存古驿道，原为青石板铺就，宽3—4米，残长300米有余。
清代重修大相岭桥路碑位于荥经县安靖乡。碑额上方书《重修大相岭桥路碑记》九字，碑镶嵌于巨石中，碑文字迹非常清晰，落款：“光绪丙午秋九月督蜀使者巴岳特锡良纂并书”。
汉代二十四道拐古道遗址位于汉源县清溪镇新黎村村委会东北3500米。二十四道拐为旄（今作牦）牛古道中最险要的一段，史载：汉益州刺史王阳至九折坂而回车；王尊至二十四盘而叱驭，即言此道之险峻难行。道路多由乱石和石板铺成，在侧里面有排水沟，整个古道保存较好，对于研究古代中国西南交通变迁、文化交流、边疆发展、经济互通等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渡口位于雨城区对岩镇顺渡村一组，该渡口段青衣江水流由西向东，河面宽约100米，南北渡口距约150米。它是雅安至康定茶马古道上第一渡口。
“茶马司”遗址位于名山区新店镇长春村，始建于宋熙宁七年，占地面积1300多平方米，以中轴线对称计划，前殿已被撤除，残存大殿及左右厢房修建面积600余平方米，保存完好。该建筑是中国现存唯一的以茶易马的“茶马司”遗址，它的历史体现了古代川藏地区贸易交往的频繁，见证了中国西南各族人民的交流和友谊。
唐朝时期，部分地区盛产茶叶，随着各地对茶叶的需求日盛，为加强管理，唐朝政府制定了相应的贸易政策，如茶马互市、加收茶税、榷茶制度等，此种情形之下，作为交通运输工具的马帮将视线转向了茶马贸易，茶马古道初见形态。宋朝，内地茶叶经济得到繁荣发展而西部地区需求较大，西部盛产良驹恰好适应国家需求，中央政府在促进经济和军事发展的基础上，为维护西南地区安全以稳固国家政权，对茶马贸易的重视度愈甚，正式建立起了茶马互市制度。自此，茶叶逐渐成为中原地区与涉藏地区人民之间进行友好往来的重要媒介，茶马贸易成为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进行控制的重要手段，茶马古道作为主要商品运输路径的重要性也日益彰显。元朝，中央政府改变了对茶马古道的运营、管理方式，开始设立马政制度、拓展茶马古道，并在沿线设立驿站，从此“茶马古道”不仅是经贸之道、文化之道，又是国之道、安藏之道。到了明朝时期，茶马互市的景象又兴盛起来，贸易形式更加多样，如政府贸易、朝贡贸易等。尽管中央政府为加强统治实行“茶引”、“引岸”等制度禁止私人开展茶马交易，但汉藏民族间的贸易往来依旧频繁。清朝，茶马互市制度逐渐衰落，但茶马古道依旧热闹，交易产品种类不断丰富，除过去的主要贸易产品茶叶与马匹外，还涵盖内地生产的丝绸、布料等生活用品，西部地区出产的虫草、藏红花等珍贵药材。抗战期间，茶马古道还承担起了作为西南后方的主要物资供应通道的重任。茶马古道作为集经济、文化、于一体之道，在历史长河中既是西南地区民族之间进行商贸往来的交通要道，又是民族间增进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是推动民族和睦、维护边疆安全的团结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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