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移到大理的中产们 经历了怎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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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北京来到故乡大理做田野调查时，张慧看到了过去不曾注意的奇特风景：村里的年轻人纷纷离开老家，而他们留下的土地，被城里搬来的白领们打理得有声有色；当地打扮时尚的大多是本地人，而背着箩筐、穿土布衣服的则很可能是外来者，其真实身份甚或是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公司老总或成功的归国华侨；有白族特色的老式房子大都已被新移民占据，而这些老房子的原主则住进了靠近城市的商品房。大理人一向喜欢坐西向东的格局，背山面水，所以洱海以东一直比较贫瘠，向来不是投资置产的理想之地，但前些年的开发一下子炒热了这片区域，大批外地人为这里的高档住宅买单。

　　一边是空气污染、空间逼仄和工作紧张，另一边是青山绿水、自由氛围以及慢节奏的生活，一线城市与大理的鲜明对比，把很多想要“逃离北上广”的人拉到了这座地处西南一隅的“三线名大理新移民所做的访谈中，雾霾、自然环境和紧张生活是出现在几乎所有人嘴里的关键词，构成了他们来到大理最重要的理由。

　　从人口迁徙的宏观趋势来看，2014年前后雾霾影响最广、程度最深的那几年，也恰恰是大理旅游再次掀起热浪，并出现“移民潮”的时间点。以当时严重的空气污染为导火索，关于“城市病”的讨论席卷全国，大都市的神话开始岌岌可危。

　　2014年，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张慧，从《纽约时报》上读到一篇文章，作者从“逆城市化”的角度探讨了大理的人口迁徙潮。因为这篇文章，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在她的脑海中产生了。这些迁徙到大理的中产经历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对当地人又产生了什么影响？第二年，这个土生土长的大理人从北京回到故乡做调查，写成了一部社会调查报告——《中产阶层逆城市化的移民现象：以大理为例》。

　　也是那一年，在北京生活了十年的文化记者苏娅决定迁居大理。现在，当被问及是什么原因促使她做出这个决定时，她以两句出自《银魂》的话给出回答：“在自己的人生问题上，我们都不是读者而是作者，修改一下结局也没问题。”在那个时间点，她说自己想要“停一停，没有目的地看看不同的生活”。

　　从紧张的采访、写稿节奏中抽身出来，苏娅与丈夫在靠近崇圣三塔的商品房小区买了房子，简单装修一下，自己做些简单的泥瓦活，种上花花草草，就这样，她把家从车水马龙之间搬到了洱海边的山脚下。那时，她会把自己装修房子的零星照片放到朋友圈里，那静谧美好的环境，令她远在北京和上海的朋友们十分羡慕。

　　搬到大理后的苏娅继续读和写，只是状态更加自由，能够开展自己的写作规划。但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从前的工作压力从生活中突然退出，让她一度感到无所适从；日复一日，生活的重复让她感到有些担忧；初到大理时，离开了原本时常可以交流的朋友圈，无疑会感到寂寞，按说大理文化艺术活动丰富，但刚开始，她感到，真正能够与她契合的并不多。

　　生活节奏变缓带来的焦虑和寂寞，并不是苏娅一个人的困境。多年来，苏娅看到身边有些朋友来到大理，而后又“勇敢地回到大城市”。来了又走的原因，就是“找不到舒适的生活与合理的工作机会的平衡点，慢慢地，‘舒适’就变成了焦虑，和工作中的焦虑不同，停顿的焦虑更加无解”。

　　她似乎更能够深入到当地丰富的文化生活中。接受采访时，她从微信上发来不少自己关注到的文化活动，有电影放映、民乐演奏和图书馆。她说自己经常参加朋友组织的小礼堂电影放映，最近的一次活动是呼应阿富汗局势而放映的《养家之人》。还有一个小型图书馆的聚会，人数不多，大家出于兴趣与好奇心去那里，“有一些真实的互动，与社交性的寒暄、热闹不太一样”。

　　苏娅一直在写作。到大理第四年，她出版了第一本书《六》。现在，她又开始了有关大理建筑的写作，同时尝试写一些短篇。她说，迁居大理七年间，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就是更接近一个“更诚实的自我”。“从前多少是被生活的、职业的目标和要求规定的，思考和感受的事情也多少被文化和潮流、人群所引导。”现在，作为一名写作者，她觉得自己更能分辨既有文化、他人经验与自我感受之间的界限。他人的经验和思想成果对她依然宝贵，但她并不会因此要求自己从中得出某些“成果”，而是更看重内心诚实的回应。

　　很长一段时间里，大理都是作为主流社会的“他者”形象存在的。那是金庸、琼瑶、安妮宝贝笔下避世的桃源，英雄落难后在那里疗伤，神仙眷侣逃离纷扰去那里隐居，城市小资则在那里短暂地寻找田园生活。改革开放以后，大理是最先对外开放的旅游地，许多“老外”去那里追寻某种前现代的生活氛围，古城一度成为嬉皮士和流浪者的天堂。此后，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大理又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大都市的“后花园”，一批文化精英和城市中产迁居于此。围绕着“逃离北上广”和“诗与远方”这两个概念，大理文旅地产项目创作的营销口号层出不穷。这也意味着，这个被认为是“复得返自然”的地方恰恰也可能是一个被现代化标尺更频繁打量的地方。很多单纯想要摆脱“城市病”的人到了大理，却发现“城市病”依然会如影相随。

　　“大理的标签太多了，也有人是奔着这样那样的标签来的，来了之后发现要面对的依然是过去自己想要逃避的，是自己的期待错了。”苏娅的评论道出了一部分“新大理人”的“拧巴”状态：到大理是为了寻找城市生活之外的闲适，但真的来到大理，他们衡量生活的标准依然是城市里那一套。在这样一个地方，“人的各种状态会被放大，清醒的人依然会清醒，晕的人还是晕的”。

　　教育可以被视为一个观察社会的切入口。海淀妈妈式的育儿焦虑也蔓延到大理。苏娅曾听到周围朋友“吐槽”幼儿园家长群的各种“凡尔赛”和攀比，父母的身份和过往背景是重要的比较指标。“我感觉他们总是跟着潮流标准在‘卷’。”苏娅说，他们会比较谁更放养，教育方式更顺应孩子的天性，同时也会比较哪家的孩子英语好，哪家的孩子将来出路更多。苏娅家对面的一幢小楼里，分租着三四户外地人，大都是妈妈带着孩子在大理上私立学校。

　　张慧感到，虽然看上去相处和谐，但在生活的很多具体方面，大理本地人和新移民有着很明显的区隔。离崇圣三塔不远的猫猫果幼儿园，是大理新移民们发起和建立的私立幼儿园，倡导创新、游戏和自然生存的理念。张慧在当地调查时，园中有100多个孩子，幼儿园对家长和孩子都有遴选，采取会员制。新的家长和孩子进入其中，至少需要两名会员的推荐。很多外来移民想把孩子送入这个幼儿园，却有可能送不进去。“本地人思想上还是比较传统，会觉得自己村里的幼儿园就很好，而我们外地人接受不了村里的幼儿园，这样就各自选择自己的教育模式，这样很好。”张慧访问过的一位猫猫果家长这样说。这位来自北京的艺术设计师的愿望，是让孩子在大理上完初中后就到国外读书，“去接触外面更广阔的世界，让孩子做自己的选择”。

　　对“诗与远方”的向往也在不断推升当地的房价。2016年上半年，大理还有一部分商品房没卖出去，但到了年底，所有的商品房全部卖完，古城里的老房子价格也因此飞涨，翻了好几倍。房价上涨，物价也跟着上涨。开盘于2008年的商品房小区“山水间”是大理较早开发的文旅地产，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大理的标杆小区，设施现代化，但因远离城市而不被本地人看好。直到2016年，大理文旅地产又迎来一波，这里的房子才被买空。据张慧了解，这个小区的业主有80%是外地新移民。张慧曾想在那里寻找访谈对象，但发现并不好找，“这些人注重隐私，对外相对封闭，有自己的交际圈子”。

　　“大理的小院子”很快成了价格超越“山水间”的文旅项目。这个开盘于2015年的项目背靠苍山，横卧于海西核心区，毗邻古城，销售情况很好。

　　来自大城市的新移民们因为各种原因来来去去，不少本地人则因为高企的房价选择了离开。他们出租或出售自家的房子，迁居到其他地方，以房产的差价换取更好的物质生活。“大理现在至少有一半人都是外地人。”张慧说。她还观察到，人口导入带来的财富效应之下，当地家族中部分年轻人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逐渐地“少了拼搏精神”。他们已经不会选择像上一代那样外出工作，而是在老家安稳地靠着出租家里的房子生活。

　　根据张慧的梳理，“逆城市化”现象首先开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欧洲和美国，主要指的是郊区城市化，表现为人口逐渐向郊区迁移。经济起飞后的日本和韩国也出现了这种现象，大量人口从中心城市迁出，奔向郊区和乡村成为一种潮流。

　　在西方发达国家，“逆城市化”是大城市资源紧张和环境恶化直接导致的。另一方面，城市周边郊区和乡村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也为人口向外迁徙提供了物质基础。根据北京、上海、广州统计年鉴的数据，2016年以来，北京核心区出现人口减少，上海核心区出现人口负增长，广东城市中心出现人口增速放缓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否预示着“逆城市化”的趋势即将到来？张慧认为，虽然“逆城市化”趋势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国家就已经有过一次，但在中国，这一趋势目前只是在部分地区显露出了端倪。而且，西方国家的这种逆城市化可以视为一种中心城市的外扩，这与发生在大理和大都市之间的“逆城市化”有很大不同。

　　另一方面，在中国气候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里，大理又是特殊的。大理不是一个养老的去处。张慧在调查中做过粗略的统计，去大理的中产大都介于40~50岁，依然处于精力旺盛的阶段，想要做一番事情，怀揣某种个人目标而来，并愿意为达成这些目标努力精进。也有一些人，虽然身在大理，但工作的重心依然在一线城市，他们通过“打飞的”的方式来往于工作地和生活的乐园。

　　大理新移民的这种活跃状态也解释了当地如此前卫而丰富的文化氛围，这与许多同样有着青山绿水、被认为是“养老福地”的地方迥然不同。它虽然远离中国中心和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却能看到世界上最新潮的文化元素，当地传统的文化脉络通过逆城市化的通道与中国最现代化地区的文化不断碰撞和嫁接。

　　张慧觉得，大理的本地人与外地人总体看是相互融合的，但细究下去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生活在两个平行空间。她评价说：“本地老百姓代表的是最普通的大众思维，务实、勤劳、保守，甚至有些趋利，而‘新移民’代表着来自大城市的有知识、文化、理想和远见的人群，他们在实践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反城市性’和‘反现代性’。”

　　因为新移民的到来，使得大理的经济有了很大提升。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大理人，眼看着发生在故乡的巨大变迁，张慧在采访中也流露出了一丝遗憾：“从前的大理非常古朴，现在太商业化了……大理也不再是儿时的大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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