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传统文化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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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丽江虽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但以世界文化、记忆、自然3个遗产为代表的丽江传统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蕴含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的核心是富国富民、强国强军。消除贫困、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实现富强，也是各族人民绵延数千年的企盼和梦想。丽江在明代曾一度处于滇川藏交界区域中的富强地位，明代丽江的“富强”，首先是建立在自觉的国家认同与中华文化认同基础之上，极具边地民族特征，其突出表现有三。

　　追求“富强”是丽江先民最大的愿望。解决温饱与实现安居乐业的愿望，首先体现在“吃饭了吗”这句丽江各族民众最常用的传统问候语之中。“饥饿”是丽江先民生活中的常态，故人与人之间见面时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对方“是否吃饭了”。据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记载，丽江纳西族等各族民众长年“跣足”“一岁之粮，圆根已半，贫家盐外，不知别味。”可知那时的广大民众长年穿不起鞋，一年内的口粮芜菁占了一半，其饮食简单到除了盐味之外，不知还有其他味道，可知贫困之深。明代以后，丽江民众“一岁之粮，圆根已半”的生产生活状况有所变化，据有关史料，丽江纳西族地区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已达到近百种，其中，粮食作物品种有30种左右，畜牧业、商贸、手工业等也有明显发展。当然，广大民众贫困的生活状况并没得到明显改变，渴望解决温饱与实现安居乐业仍然是丽江各族民众最普遍、最迫切、最根本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温饱问题的逐渐改决，“饭吃了吗”这一问候语也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环境，成为一种历史的记忆。

　　追求“富强”与维护国家统一、“诚心报国”“辑宁边境”相结合。丽江虽地处边远，但各民族自古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历史文化传统。东汉时期的“白狼献歌”，最早记载了丽江先民“心归慈母”的国家认同意识，在“元跨革囊”“洪武西征”“平定三蕃”“改土归流”等重大历史事件中，丽江先民为维护国家统一、促进边地稳定团结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纳西族先民深切认识到丽江要发展，首先要自觉融入国家发展的战略大局，争当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排头兵，努力推进国家富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才会有边地少数民族地区真正的安宁和发展进步。边疆地区的安定团结也是国家实现富强必然要求，实现边地的团结稳固发展，必须依靠边地各民族的拥护支持，结成中央朝廷与边地各民族团结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正如明代木氏土司木高在《万德宫碑记》中所说，“边土宁，人民乐矣；人民乐，五谷丰矣；五谷丰，仁义兴矣。”

　　明代丽江木氏土司深知忠君报国、保境安民符合国家利益，更符合丽江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诚心报国”才会获得中央政权的扶持，也才会获得丽江各族民众对土司统治的认可和拥护，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木氏土司始终把“诚心报国”，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和边境安宁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历代土司坚决服从国家调遣多次率军出征，为维护边境安宁奋勇当先，屡立战功。明代后期朝中多事，木氏曾不断给明朝廷“捐资助饷”，其中，土司木增不仅“屡输多金”，捐献给中央财政的银子达3万多两（而丽江府年应上交的国库银只是几百两），更难能可贵的是围绕富国强兵积极建言献策，比如，木增上书明朝皇帝的《陈言十事》中，提出了敬天法祖、爱身修德、爱民、用贤、讷谏、辩邪正、慎刑、重信、平辽、圣学等10条治国理政主张。丽江纳西族的忠心报国的行动得到明朝廷的高度认可，历代皇帝不断给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授职加封奖誉，其中御赐的“诚心报国”“辑宁边境”“西北藩篱”“南国干城”等金牌、封诰、题字多达数十次（件）。这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并不多见。

　　追求“富强”与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经济，不断增强实力，争取“富冠诸郡”，推进滇川藏交界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相结合。明代的丽江，在文化上位居前列，《明史》中称云南诸土司“知诗书、懂礼仪，以丽江木氏为首”；在经济上同样处于优先的地位，《徐霞客游记》中称当时的丽江“富冠诸土郡”。从两个数据中足以说明丽江之富有：明代，西南地区类似丽江这样土知府每年应上交国家的库银任务不足1000两；清代丽江“改土归流”后，丽江府年实际上交的国家的库银为745两，丽江府全年经费需银4600两。这说明丽江府每年正常的资金支出仅为5000多两银。可是，据有关史料，木增任土司时先后捐款数就达10万两左右，其中，捐献给朝廷的有3万多两；捐赠修建鸡足山汉传佛教悉檀寺等寺院、在藏区修建藏传佛教寺院的也有数万两；还有为修建鹤庆孔庙捐款、修建木府忠义坊等等。明代丽江经济实力远远高出周边诸郡，主要是因为丽江在明王朝的支持下“辑宁边境”的同时，十分重视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经济，大力发展农业，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境内耕地面积比明初时增加了一倍多；工商业快速发展，丽江成为茶马古道重要商品集散地；大力发展矿产业，史称丽江“产矿独盛”，所开发的金、银、盐、铁、铜、皮革等产品远销周边地区及内地。

　　明代丽江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对此，著名学者任乃强先生认为，丽江曾是促进康滇间发展的“第一动力”。任先生在1934年问世的《西康图经》中说，丽江先民“摩些为康、滇间最大民族，亦最优秀之民族也”，并指出历史上开辟康、滇间地区出现的“三大动力”中，丽江先民“创文字、立制度、兴政化”的“图强活动”，为推动康滇间历史发展的“第一动力也”（第二动力、第三动力为“元跨革囊”与“黄教的输入”）。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在追求丽江富强新目标的实践中，对于丽江传统文化中追求“富强”的丰富内涵，值得加以总结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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