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陲丽江何以成为拥有三个“世界遗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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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丽江，是拥有三个世界遗产的城市，即“丽江古城”世界文化遗产、“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纳西东巴古籍文献”世界记忆遗产。这些散落在中国西南边陲的古老遗存，何以与世界产生关联？它们为推动东西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怎样的贡献？在快速发展的今天，这些古老遗存该如何“活化”？中新社“东西问”专栏就此独家专访著名纳西学专家、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杨福泉。

　　杨福泉：丽江虽是一座边城，但千百年来生活于此的以纳西族为主的众多民族，在保持文化个性的基础上不断吸纳和创新，创造了融合纳西、汉、藏、白等多民族传统的文化大观。丽江古城、三江并流、纳西东巴古籍文献，就是这一大观三根可以“见微知著”的“毫发”。

　　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面积达7.279平方公里。其选址充分考虑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及纳西族的传统，形成靠山傍水、背山向阳的理想“风水”格局；建筑上则吸收汉、白、藏等民族的技术精粹，形成融合多民族艺术于一体的建筑风格。1997年12月，丽江古城以其科学合理的布局、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人居环境和历史文化的真实性，摘取了世界文化遗产桂冠。

　　“三江并流”是指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三条江水“并流而不交汇”的奇特自然地理景观。其是世界上罕见的高山地貌及其演化的代表地区，也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2003年7月，“三江并流”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丽江则位于其核心区域。

　　东巴文是纳西族创制的一种象形文字，约有3000个单字。用它写成的古籍被称为“东巴经”或“纳西古籍”。纳西古王国的东巴祭司用这种古老的象形文字写下了浩如烟海的典籍。2003年，纳西族东巴古籍文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杨福泉：丽江古城虽是纳西族聚居的一个古老边城，但也是中国少有的将汉族传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水融为一体的古城，更是一个融汇着多民族灿烂文明的边城。据调查，相当多的古城居民身上涌流着纳汉两族的血液。在历史的进程中，也有不少藏、白等民族的民众定居于此，并与纳西人通婚。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丽江古城及近郊就有姓氏138个，20世纪50年代后又新增89个。

　　古城的建筑在根植纳西民居风格的基础上，吸纳众多民族的技术精粹，形成独具特色的建筑形式。如古城民居中最常见的“三坊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的合院式土木或砖木结构瓦房建筑，就是由纳西人传统的“井干式”木楞房及有古羌文化特点的碉房结构与汉族、白族的民居形式结合而成。古城以“木府”为代表的宫殿建筑群，虽仿照北京紫禁城的建筑礼制而建，但却未按中原“坐北朝南”为佳的风水理论和皇宫帝苑“居中为尊”的格局来设置，而是遵循纳西族喜朝太阳、东方属木的传统，并把中心位置留与商贾云集的四方街。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发展史上都是一个奇观。中国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就称赞，“我国将来之住宅建筑，苟欲其式样结构，犹保存其传统之风格，并使之发皇恢廓，适应时代之新需求，则丽江民居，不失为重要参考资料之一也。”

　　“三江并流”地区，既是世界上罕见的高山地貌及其演化的代表地区，也是汉、藏、白、傈僳、纳西、普米、怒、独龙等16个民族的聚居地，是世界上罕见的多民族、多语言、多种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并存的地区。这一区域不仅有着显著的科学价值，更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是科学家、探险家和旅游者的向往之地。

　　东巴文虽是纳西族的文字，但其在人类文字史上有着独特价值。它是人类文字从图画文字向象形文字过渡的特殊阶段的代表，被誉为当今“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祭司们用这种古老的象形文字写下浩如烟海的典籍，不仅详细记录古纳西人的宗教、历史、医学、天文、历法、地理、艺术、生产等方方面面，还为探究藏羌彝走廊和喜马拉雅区域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提供了可能。

　　这三项遗产表面上看只和某个地方的某些族群相关，但实际不仅有着突出且无法替代的特性，能为全人类提供出色的典范，同时也折射各个民族存在的共性，有着普遍价值，自然能和更广阔的人群产生关联。

　　杨福泉：早在20世纪初，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探险家、摄影家的身份来到丽江及周边考察，写下《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等一系列著作，就让丽江走向了世界。后来，随着丽江古城、三江并流、纳西东巴古籍文献相继申遗成功，越来越多海内外友人认识了丽江。如今，丽江已是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每年千万级的游客来这里寻找诗和远方。这其中就包括大量的西方游客，他们在感受丽江的自然风光、民居建筑、民族文化的同时，也近距离了解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况。部分外国友人甚至定居丽江。这极大地促进中外交流和东西文明互鉴。

　　此外，东巴文化在国内外有很高的知名度：像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德国国家图书馆、大英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等，都收藏有东巴古籍；西方著名学者如意大利的杜齐、法国的石泰安、美国的洛克、德国的奥皮茨等都对东巴文化有着很深的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使得东巴文化研究，成为一门国际显学。在国际学者的眼中，文化是没有国界的，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借由研究不同的文化，实现更多交流与互鉴。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为了让这三项世界遗产保持活力，丽江做了哪些有益探索？这给古老文化现代化带来怎样的启示？

　　杨福泉：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人类文明赓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丽江利用申遗契机，探索出世界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良性互动的“丽江模式”，为世界各国类似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提供了一种中国探索、方案和经验。

　　具体而言，包括建立统一、权威的保护管理机构；制定相关保护管理办法，完善法规体系；政府投资打造一系列文化院落和文化展示项目，逐步建立民族文化原真性保护体系，推动新文化新民俗形成；实施以改善旅游、卫生、通讯、供电、消防、供水、交通等基础设施为重点的一系列保护性建设工程；留住原住居民，不断增强社区居民和从业人员的遗产地主人翁意识和遗产保护意识；采取“分区制”，在古城外围发展具有本土特色的建筑；征收古城维护费，开辟稳定的、充裕的资金来源，促进保护和开发的良性互动等。

　　“丽江模式”是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并推广的实践经验。但在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加快、经济社会急剧变迁的当下，丽江古城等遗产的保护也面临着众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原有人文环境、人际环境的改变及原住居民外迁等问题。必须承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我们应理性看待这一变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和新老丽江人的文化自觉，通过不断对话、不断延展新内涵，保持古老遗产的新活力。像丽江近年来在原有基础上，又积极探索利用智慧城市管理等科技手段保护遗产，并持续打造新文化新民俗，使得丽江古城古色古香又时尚鲜活的特色和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底色更加鲜明。(完)

　　杨福泉，纳西族，云南丽江人，历史学博士，云南大学民族学博士导师，曾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现任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西南民族学会副会长、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跨世纪百千万人才国家级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评审组专家。多年来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纳西学和当代云南文化保护与发展的研究，曾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到欧美和亚洲20国讲学访问。主持6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出版《东巴教通论》《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灶与灶神》等41部著作；在《民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新华文摘》等学术核心期刊上发表200多篇论文，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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