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③丨打造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须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陈昌盛 张一鸣 饱受疫情冲击的世界经济正在艰难复苏，中国是2020年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是哪些因素促成了中国经济的正增长？2021年又王贺胜

智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③丨打造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须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王贺胜

张茉楠

“开放是中国经济最大的改革”。当前，中国经济正进入新发展阶段，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努力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市场，已成为构筑我国经济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石。在这样的背景形势下，改革与开放的意义更加凸显，如何进一步以高水平开放提升发展水平，以结构性改革激发经济活力，并形成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的新动力机制成为我们面临的新的重大课题。

构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需要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愿景目标的建议》，其中提出“力争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建设超大规模市场”，可谓是具有雄心的远景目标。但须清醒地认识到，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只是一种潜在优势，必须依靠更高水平的开放和更深层次的改革来充分激发这种资源和优势。

从本质上讲，中国兼具“世界工厂”与“世界市场”的“双核角色”是打造超大规模市场的前提和物质基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5.96万亿美元，美国同期为6.22万亿美元。从进口规模看，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国，进口规模占全球比重已由2001年的3.8%上升至2019年的10.8%，接近美国的12.3%。随着我国今年率先控制疫情并实现正增长，消费品零售市场和进口规模均有望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和进口市场。近年来，我国对高质量产品与服务的消费能力增长迅速，跨国企业在我国消费市场的渗透率已经远高于其本土市场的渗透率，我国超大市场规模对全球需求的外溢效应明显上升。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工业大国，我国对全球大宗商品、中间品零部件，以及资本品（高科技产品）需求巨大。数据显示，我国十大进口商品为电子集成电路、原油、铁矿石，以及光学器材、飞机等，其中铁矿石和大豆占全球进口总量超过50%。

因此，上述情况也决定了受制于资源禀赋条件，中国经济不可能完全脱离于世界，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将继续受益于全球产业分工，而世界经济也受益于中国超大市场规模带来的溢出效应。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必然要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作为人口规模、产业体系、资源禀赋、经济体量、市场潜能等特征鲜明的发展中大国的“双循环”并非走向“闭关自守”，而是选择向内发力，通过更大力度实施结构性改革和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相互促进打开更大的向外空间，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打通制约双循环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堵点，进一步加深中国与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这既是构筑超大规模市场的战略目标与方向，也是逐步迈向成熟型经济体的必由之路。

当前推动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一个更加开放的超大规模市场的最终形成还有赖于打破市场壁垒，破除阻碍国内国际市场有效畅通的制度性障碍。然而，当前推动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与挑战。

第一，与国际高标准规则对标还有较大差距。大国博弈是规则之争，也是主导权之争。在全球保护主义不断升级，以及美国加紧对中国战略围堵背景下，规则之争更成为前沿阵地。当前，全球国际经贸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重构——面向全球的多边贸易体系WTO被逐渐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体建立的区域性贸易服务规则，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议（TTIP）、多边服务业协议（PSA）——这些区域性规则有一个共同特征，即“ABC规则（anyonebutchina）”。特别是近几年，全球正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贸规则变化正是全球经济秩序大调整大变革的突出体现。2018年以来，全球范围内先后有CPTPP、EPA、USMCA，以及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l）等超大自贸协定签署。这些协定凸显全方位覆盖、多元化领域、高质量/高标准等特点，以及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数字贸易、环保劳动、竞争政策和国有企业等变革趋势，对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了全方位挑战。因此，我们应有超越当下的新思路，实施更为系统性、前瞻性、战略性的政策体系，积极增强全球多边规则框架的影响力和主导权，通过高水平开放下的规则融合促进国际国内畅通，迈向高质量发展，进而参与构筑更高水平的全球大循环体系。

第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快改革进程逐步消除市场扭曲行为，但总体而言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水平与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如，在营商环境和市场准入方面，国内规则与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国际社会对我国方案的透明性和开放性也存在质疑，如何以更大力度实施结构性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还须大量努力。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在APEC视频峰会演讲时表示：“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CPTPP被称为“面向21世纪的高标准贸易协定”，代表了全球新一代贸易规则的典型特征。其覆盖面不仅包括经济因素，更包含了众多非经济因素，规则重心也转向一国的经济社会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环境政策、监管框架等“边境内措施”。因此，这一表态彰显了中国将会以更加主动的姿态，以“规则变革”为切入口，构建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决心。

第三，国内统一大市场存在诸多体制机制和要素流动壁垒。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对体制机制障碍的破除，让这一比较优势能更加充分地彰显出来，就必须拆除分散竞争体制下各种有形与无形壁垒。当前看，要素流动壁垒和市场壁垒问题尤为突出，各地方政府多年来形成的“锦标赛式”竞争格局、地方保护主义、区域性壁垒、条块分割、准入壁垒等阻碍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各种痼疾，导致市场割裂和资源要素不能有效流动，也造成了资源浪费与资源错配。这就决定了开放不仅“对外”，也应“对内”，通过深化体制机制和结构性改革，着力消除区域市场壁垒，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破除歧视性、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准入限制。在这个层面上，“开放”就是最大的改革。

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潜力的政策建议

历史证明，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面对全球化困局以及各类保护主义、排外主义、疫情蔓延等交织而成的外部复杂形势，我国应通过改革和开放的相互促进，打破阻碍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在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治理的基础性制度、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发力，努力打造国内国际统一大市场。

首先，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应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国内要素市场与全球要素市场实现规则对接。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改革完善边境措施，保障不同市场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通过知识产权、人力资本定价、数据确权等激励制度全面激发技术、资本、人才、数据等全球高水平要素向中国集聚，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高效流动，加速我国要素市场与全球要素市场的互联互通。

其次，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应持续推动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积极排查清理各种形式的市场准入不合理限制并持续推动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大幅减少市场准入等限制性壁垒。进一步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深化“证照分离”改革，提高管理质量和效率，降低经济运行成本，实现投资便利化。

最后，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等重大制度改革。建议分为竞争性国企和具有国家战略性国企分类实施，从要素获取、市场准入、经营运营、政府采购与招标等方面构建中国版的竞争中性规则体系。在市场准入方面，构建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划分政府与市场的权利和责任，对所有市场主体公平公正、一视同仁，减少自由裁量权，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投资经营等方面，打破各种形式的不合理限制和隐性壁垒。建议中国积极参与OECD关于竞争中性研究工作和指南制定，主动就竞争中性规则的内涵及判断标准达成共识。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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